作家與批評家的關係，曆來是一個敏感而又複雜的問題。向前在這個問題上是比較自覺的：既與他們相交相知成為好朋友，又保持一定距離，劃清一定的限界。對“三劍客”一文中的莫言、朱蘇進、周濤三位就比較充分地體現了他的這種與作家的“交友觀”和“批評觀”。一方麵，這個選題本身就有“擒賊先擒王”的代表性用意在裏麵。另一方麵，一些已經成就較大的名氣、自信自負（同時又自我惶恐不安）的作家，在承受批評方麵往往表現得十分脆弱，如果不是以足夠的證據表明自己的“無私坦蕩，出於公心”，是極容易被視為“刻意誹謗，惡毒攻擊”的，甚至弄到對簿公堂也說不定。因此，許多人寧可在酒餘飯後和私下交談中發點議論，也決不訴諸文字去表明看法。向前與莫言是同學，與朱蘇進是戰友，隻與周濤相隔遙遠一點。然而他完全釆用了比較客觀的“批評家立場”，對他的批評對象進行了幾乎是不留情麵的批評。和許多同行的看法相間，我也認為該文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下篇：“三劍客”現在行進中的困境與突圍。尤其是對其同班同學莫言，他這樣直言相向：“當我試圖對‘三劍客’作出一個階段性‘總結’時，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須直率地說出我對近年莫言創作的批評意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在以極端化的風格獨標叛幟，敗在在極端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因此，正處於創作狀態巔峰的極地上和藝術風格的極限上顛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種失落了美學目標的躁動與徘徊之中”。由此，聯想到在朱蘇進的長篇小說《炮群》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寫出了《半部傑作的詠歎》一文，指出了作品的嚴重缺陷——主要人物性格的類同。究其原因，當是自我個性體驗的製約，不得不以一種廣度的犧牲作為其代價，不由自主地跟著人物走。其主人公脫離實際的理想英雄主義油彩最終與世無補，將其個人價值和理想設計最終不能實現的直接悲劇性因素再度歸結為軍人職業與沒有戰爭的衝突，是一種“倒退”，小說總體結構框架嚴重傾斜、渙散等等，準確有力，坦率犀利，引發了同行們對軍旅文學的進一步深入思考。王蒙先生在為其《灰與綠》所作的序言中寫到：“他對軍旅文學整體態勢的快速掃描和敏銳把握，對青年軍旅作家群體的帶有文體性質的研究與分析等等，都觸及到了一些頗有深度和學術價值的課題，為新時期軍旅文學理論批評和創作的繁榮發揮了積極的影響。”當是中肯貼切的。
“兩棲”的活力與局限
當年，朱向前得以被軍藝文學係錄取，憑藉的不是文學評論，而是小說、散文和詩歌。時至今日，我也沒有讀到一首他寫的詩歌，但他是由創作而改搞批評，所謂“半路出家”，卻是千真萬確的。這不僅在軍隊評論家中獨一無二，而且使他具備了既有創作的經驗，又能夠從理論上加以評論的優長。如果說批評家與作家之間往往存在著某種天然“敵對”的情緒的話，那麼作為朱向前則無論從哪一方麵看都是“自己人”。從批評家個人素質的要求而言，向前在不止一個地方都有諸如此類的“夫子自道”：批評家“最好是有一點創作經驗和體會，知道一點創作甘苦，既當觀潮兒，也當一回弄潮兒，保持一種濕淋淋的下水感。這樣，再上岸來對別人的泳姿發一點議論，就不至於太隔靴搔癢，而是一下就能‘搔’到要害之處……”向前的出身決定了他必須發揮自己的優勢，從事那種“在理論與創作的森嚴壁壘之間戳個大窟窿”，“基本上屬於感覺印象鑒賞審美的批評”。從他的大量的文學批評來看，確實可以看到反對八股氣、經院氣，改進文風文體，以增強可讀性、生動性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話說：“尋找理論與創作之間的溝通點與‘合點’，力圖使文學理論批評切實有用於創作，不做高頭講章，也不做隔靴搔癢，這也是我多年從事文學教學和理論研究與批評的一貫追求。”
向前的許多文章，不拘一格，自然親切，不僅像“三劍客”這樣的長篇大論，即如一些單篇作品的評論，也比較講究章法和文釆，譬如早期的那些評論莫言的文字，《從徐懷中到李存葆》中對幾位軍旅作家的“個體印象批評”，對閻連科、苗長水小說意境的把握，以及《談“粗”說“細”》、《短有短的難處》等等都是文釆與文風俱佳、鑒賞性很強的好文章，既有良好的藝術感覺又投注了自己的人生體驗和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