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朱向前在談到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局限時，就從文化的角度指出：“由於過分地強化軍人意識，或忽略民族心理（主要是農民心理）素質的溶滲，由於過分地凸出當代意識，或不善於以曆史眼光來觀照當代軍人，就容易使得軍人家庭青年軍旅作家給他們所鍾情的‘職業軍人’頭上戴上虛幻的理想光圈。再加上欠節製地借鑒外國軍事文學，又漸次滋生了某種‘洋化’的傾向，而把某些表層次的現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當作傳統心理嬗變或觀念更新來大加吹漲。這樣就不僅局限了他們筆下的精神世界和描寫天地，而且還使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減損了曆史穿透力和人物的民族本色及至真實性”。我們民族的優根性和劣根性都通過農民軍人相對集中地體現在軍隊中。因此，農民青年軍旅作家們在大力強調發揚革命傳統的同時，如果不能對那些非革命傳統進行批判的揚棄，也就很難承載重建與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軍人品格的曆史重負。基於對兩類作家局限性的認識，朱向前提出了在中國農民的心理基礎上，尋找雙方互補結構的思想，並明確指出：“隻有深刻地研究中國農民的命運，理解中國農民的情感，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國軍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質，也才有可能分辨良莠、鑒明優劣，在今天心理嬗變、觀念演進和意識更新的大潮中，對其做出深層性的開拓和建設性的揚棄。”經過長達六年的追蹤研究，朱向前對中國軍人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很見一些理論深度的判斷：“宏觀視之，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無疑是中國真正的‘數千年末有之變局’。它經過長達百年的漸進，終於在本世紀末開始了突破性的‘衝刺’與飛躍。它的深刻性所帶來的‘應激反應’也不能不首先敏銳地體現在中國的‘時空實體’——土地和農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變動我們可以指出兩點：其一，土地從來是農民人生的起點和歸宿，然而隨著十餘年來社會結構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鬆動與調整，當代青年農民卻紛紛以‘逃離土地’作為他們富於時代感的人生設計和價值取向。其二，農民從來是革命的動力和主力，然而到了今天，人們才真正體驗到，在農民革命勝利之後，恰恰是要以改造農民自身來作為繼續推動社會進程的代價。這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改造’或‘作風改造’，而是一種脫胎換骨的對農民文化或農民性的根本改造。——廣大農民對於土地立場的反動和對於革命的‘角色互換’的自我意識，恰恰表現出當前社會變革的深度與廣度”。在此獨特的文化背景下，朱向前又明確地指出了“農民軍人”這一角色所包蘊的豐富的曆史內涵和現實意義，並為如何塑造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農民軍人”形象，提出了操作意義上的建設性意見。他說：“第一，當代農村青年紛紛以應征入伍作為逃離土地的主渠道之一，大批湧入軍營，成為穿上軍裝的農民。或者反過來說，由於中國農村的幅員遼闊，當代中國軍隊的主要兵源仍然在於農民。第二，當代軍營作為一座青春之門，一個人生舞台，一個連接傳統與現代、鄉村與都市、農民與軍人的中介環節，它在不停地吸納與容涵青年農民的同時，又對他們攜帶而來的農民心理、農民意識和農民文化做出‘中和反應’，並盡情展演兩種文明在其間相衝突、相碰撞、相妥協、相轉化的複雜過程。因此，‘農民軍人’就成了一個雙重身份和複雜性格的特殊‘人物’，成為我們觀察中國社會的具有雙向視角的絕佳角度——既可以從鄉土和農民的觀點觀照當代軍人並加深其理解與把握，又可以從兵營和軍人的視點返視中國鄉土的深層結構和當代農民的最新動向。”
因為這一係列的發言，朱向前的批評理論體係也便漸漸顯示了出來，展示出它可以宏觀把握軍旅文學曆史與現實走向並預測發展方向的力量。
四
進入九十年代後，兩類軍旅作家的變化，可以有力地佐證文化視角研究文學的強勁生命力。朱向前開始操作批評話語的時候，這兩類作家又雙峰並立。之後的七八年間，朱向前一直進行著追蹤研究。因此，他對軍旅文學發展前景的估價，因其親曆性和研究的連續性，就顯示出了毋庸置疑的權威性。
自古以來，文學創作都是一次馬拉鬆式的競技，智商（或叫小聰明）隻是在起跑的時候才起一定的作用。如果技法嫻熟，又對新手法、洋技術十分敏感，前幾公裏賽程會處在領跑的位置上。進入中途，拚的是才華。後半程，比賽的就是內功。這內功就是生命意識的堅固和文化底蘊的豐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