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不是在高粱叢中采花釀蜜的蝶和蜂，也不是高粱地裏孵過一兩窩蛋的候鳥；他就是一棵高粱，是從那塊土地中長出來的，他就是一塊土坷垃，和那片土地融為一起。或者幹脆說，他就是受孕於那塊高粱地的日精月華風霜雨露醞育成的一個精靈、一縷遊魂。他生長於斯，飄蕩於斯，吟唱於斯。對於發生在這土地上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他的全部歌唱就是這塊土地全部的苦難、光榮與夢想。
再下麵這一段，是不是對以讀出果戈裏《欽差大臣》式的諷刺味道？
為什麼一定要他們“投降”呢？（這是不是有點想“入主中原”的味道？）而且你既然認定那是一個刀槍不入的“橡皮城堡”，那你為什麼又對它耿耿於懷呢？說穿了，其實內心裏仍然渴望得到那個“界”的承認，在豪語、激憤和不屑一顧狀的另一端恰恰泄漏了浮躁和脆弱的心理，或者叫做強悍其外、脆弱其裏吧。這就大可不必了。把文章做好比什麼都管用，何必計較一“城”一時的褒貶呢；好文章總是有知音的，終究不會被埋沒的，正所謂“甘苦寸心知”“江河萬古流”罷。
這是批評，這又是創作。作為批評，它體現批評家鮮明的理論支點，表達著批評家對作家的理性把握與判斷，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作家局限性的依存的心理基礎，披露了一般讀者難以企及的作家內心的陰影和遮蔽物；作力創作，它描述了研究對象的相貌、經曆，提供了研究對象成長過程的主要情節和典型細節，揭示了研究對象的豐富的內心世界，再現了研究對象一個階段的主要人生旅程。這種形式的文學批評，把文學批評的內涵和外延都拓展了。批評家可以看其橾作方略，作家可以看其視力，讀者可以得到作家和作品渾然一體的整體形象。
七
朱向前頗為自得地認為《新軍旅作家“三劍客”》是他個人的階段性總結之作。的確，朱向前寫下這篇長文後，便有了他和他的研究對象一起形成的十幾年軍旅文學的主要精神脈絡，再加上他的其它重要論述，便形成了十幾年軍旅文學的基礎骨骼和框架。放眼全國的批評家，沒有哪一個的重要文章集合一起，就能較為準確描述出一個品類文學十幾年的總體流程。我們強調朱向前批評的這一特征，絕對沒有把朱向前當作什麼全能冠軍發個金牌的意思。因為朱向前自己也清楚，軍旅文學在中國新時期以來文學格局中的地位並不十分重要，沒有出現可代表一個時期文學最高成就的像《古船》、《白鹿原》一樣已顯出一些經典意味的長篇小說。我們看重的是朱向前的研究方法和務實精神。在我們這個做什麼都有等不及的浮躁的年代裏，對一個用十年精力量追蹤一個研究對象，並研究出有“這一個”意義成果的人，我們難道不該向他表達一些必要的尊敬嗎？再下蹲一點說，朱向前在軍旅文學這個“小國”卓有成效的實績，對那些“大國”的發言人該有一點啟示吧？據朱向前披露，關於“三劍客”的文章發表後，批評界的同行讀到後曾感歎：你要是把朱蘇進和周濤換成王蒙和賈平凹該多好？這一“內參”是不是時以看作批評界對朱向前這種批評的同行式的肯定呢？
朱向前是達到了一個巔峰。巔峰的意義一方麵在於可以在這個位置上回眸攀登的足跡，為自己舉行一個沒有缺憾的慶典；另一方麵在於需要朝更高更闊的地方眺望，選擇適合自己體力和耐力的下一個攀登目標。稍有不慎，巔峰就是下坡路的起點，便是顛覆史的首頁。
朱向前力求開先河式的進入角度，擒賊先擒王的批評方略，縝密而規範的批評態勢，靚麗而又氣勢闊大的美文話語，使他的批評獲得了尖銳、鮮豔、明晰的特點。同時因過份突出個性帶來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造成的疏漏、殘缺，因要清晰體現作家型批評的風骨，顯出似是形而上思考不夠深入而引起的深度打擊力不夠；因要明晰地畫出自己的疆域導致判斷式、結論式語句太多而凝結出淡淡的縱橫家之氣。這些缺憾其實都與他的守江山的心理有關，與他對朱蘇進這樣曾給他的批評帶來過各種利益的作家的過分偏愛有關。求全和守成心理，使他在有些時候放棄了對自己批評體係權威性的維護。
《新軍旅作家“三劍客”》一文把軍旅文學三位作家放在一勺燴，就是求全守成心理的表現。這種作法利弊各半。利在能在一篇文章看出軍旅文學疆域的主要風景，弊在定位、雜糅之難。莫言和另外兩個作家，顯然不在一個層麵上。周濤的主要成就又在多與軍旅文學不搭界的散文上麵。朱蘇進的創作觀念又與朱向前的理論支點背道而馳。因此，在一篇文章中就不好用一把尺子。於是，在一篇文章裏，一邊要揠苗助長，一邊又要削足適履了。這可能就是同行們讓朱向前把周濤和朱蘇進換成賈平凹和王蒙的原因。周濤可以把自己的散文稱作神品，可以說“你不知道我是怎樣寫這本書的，我簡直不能自已——我操，這樣精彩的語言是我寫出來的嗎”這樣的話，本已用不著批評家再對他發什麼言了。也許我們孤陋寡聞，至今沒見過有誰去評論《聖經》的是非得失的。對周濤的“神品”，讚美詩唱得沒到高音C，他也會定你個褻瀆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