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家軍歌”的吟唱，絕不僅僅是停留在“農家”的階段，而是最終都要落在“軍歌”之上，“農”字隻是它的一個基礎，一個出發點，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雖然每一條路都不盡相同，每一條路上的景色都各有千秋，可是最終都是到達“軍”這個羅馬，都是深化出對“軍”的思考和“農軍”融合產生的一種更廣闊更深層次的爾西。所以，雖隻是“農家軍歌”四個字，卻包含數不清的吟唱方式，而“農家軍歌”隻是評論家鳥瞰當前軍事文學而歸納使用的一個“概括名詞”而已。紹俊先生提到《老營盤》和《潔白哈達》，其實這正是典型的一種農家軍歌的兩個例子。由農民出身出發，走向部隊，產生“農”和“軍”的矛盾，最終又走向“農”和“軍”的結合。也許有人會反駁我說，那些立足於寫農民情結，鄉村故事，掙紮在農村與軍營之間的才是真正的典型的農家軍歌！我笑而不語，一條路上的好景並不能代表每一條路上的風景，這一類作品由於作者的感悟較多體驗較深相對來說寫得也許較為出色，但它們卻並不能代表“農家軍歌”的整體，而隻能是其中唱響了的一首而已。
“農民軍人”主題的現實意義
從士兵階層來看，表麵上你已很難區分出他們哪些是農村兵哪些是城鎮兵，但一說話一幹體力活一換上便裝一到學技術考學時刻一到老兵複退季節你就能猜出個八九不離十，那些樸實、能幹活、想留隊的多是農村兵。從士官階層來說，較好區分，因為幾乎無一例外全來自黃土地黑土地。從軍官階層就複雜些，但一到家屬樓或臨時來隊家屬宿舍你就能看出來，那些土氣或麵有菜色的軍嫂多為農民籍軍人的老婆（當然，這是整體對整體的比較，不排除個別例外）。換個角度，當下部隊首長問下屬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話是：你是農村的還是城鎮的？可見，在當下軍營“農民軍人”與“非農民軍人”之間還存在著一條無形的鴻溝，藉此兩點，提出“農民軍人”這個主題加以研究是否沒有現實意義？
透過現象看本質，“農民軍人”主題能否成立還要看其有無深層的文化意義，即“農民軍人”身上還有多少農民性？我們可從其入伍動機與奮鬥目標兩點來分析。陳懷國在《農家軍歌》所言“好多人家熬紅了眼，盼望著把兒子送到部隊去吃皇糧長出息……眼窩淺的，隻指望孩子到隊伍上去吃幾年飽飯，用皇糧催催那還未長成的身子。眼光遠些的……盼望孩子們跑跑遠門，見見世麵，混出點名堂來，好讓子孫們從此斷了吃泥巴飯的命”是對當今廣大貧困地區甚至非貧困地區農家子弟入伍動機最真實、純樸的描寫。這是擺脫了“三忠於、四無限”、“奉獻、犧牲”等豪言壯語束縛的典型的農民式的“不吃虧”思想。從農民軍人的奮鬥目標來看，雖然多少遠離了“能讓老婆孩子進廁所用上衛生紙也就對得起這一世人生了”式的短淺，似是做祁連長官升團長美夢的人對能還大有人在，而且這也許就是他們的終極目。沒有多少人把軍隊的使命與軍人的職責放在心上，這種事實雖然有些陰暗，但不進行揭示並加以研究更是極不負責的表現，在前不久的一次文學時論會上，我又聽到一位著名作家提到這樣一個事例：他去南沙高腳屋進行釆訪，遇到一個士官，已守礁十年，落下嚴重的風濕病，一年有大半年渾身疼痛，馬上就要服役期滿，問他有什麼打算，他卻對作家說，你能量大，能不能給上麵說說我繼續守瞧，我守了十年礁，其它本領沒有，回老家安排工作一要請客送禮，我沒門路沒錢，就算費老勁剛安排好，說不定工廠就要倒閉，與其失業還不如比我繼續呆在這兒，老婆孩子生活還能有個保障。這就是我們當下軍營農民軍人帶有普遍性的一種生存狀態，難道不應該給予關注嗎？
“農家軍歌”的創意及其作家群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要不要提出一個新名詞——農家軍歌，而在於有沒有這樣一個作家群來支撐這一招牌，以及名詞本身有沒有創意。
先談後一個問題，即“農家軍歌”的創意在哪裏。首先，據我理解在朱向前的詞典裏，“軍事文學”的內涵不同於“軍旅文學”，前者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它至今仍具有紹俊所謂的“張揚英雄主義氣概和犧牲精神……或高亢、或悲壯、或遼闊”（《“農家軍歌”依然是軍歌》）；但是過往的“意識形態”到20世紀90年代已經日漸淡化，一般情況下，在那種亢而悲的英雄氣概、犧牲精神之外，軍人更多地表現出狹隘、自私、短淺性的一麵——這種更加全麵、真實地反映後一方麵的、和平時期軍人生活的作品在朱先生看來叫做“軍旅文學”。紹俊先生辨不清二者之間的分別，他不明白朱向前的“農家軍歌”與以往軍事文學中描寫的農民軍人生活有何不同，因而在他的潛意識裏是覺得朱先生的說法毫無意義的——既然李存葆已創造了梁三喜、靳開來，那麼早在80年代就有了“農家軍歌”。這是誤會，也許“隔行如隔山”，一些貌似正確的東西在理論家筆下就截然有別了。“農家軍歌”的創意在於它是在意識形態淡化這一背景下提出來的，它寫的是和平環境下，特定時代裏農民出身的軍人們的生活，這種生活具有獨一無二性，過去亦未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