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改革開放的進程，首先是對這種束縛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致富願望的枷鎖的打破。而且，這種打破，不適緣於外力的作用，而是農民自己起來，自覺半自覺地爭取充當土地的主人的權利。由此，20年來，中國農民爆發出了空前的生命活力和創造精神。恩格斯在評價易卜生的戲劇創作時指出，“挪威的農民從來都不是農奴，這使得個部發展具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資產者是自由農民之子，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比起墮落的德國的小市民來是真正的人，”“易卜生的戲劇不管有怎樣的缺點它們卻反映了……在這個世界裏，人們還有資金的性格以及首創的和獨立的精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473—474頁）這樣的論述，對於我們是很有啟示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的這種“首創的和獨立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現出來：小崗村農民冒著坐牢風險實行包產到戶，拉開了農村經濟變革的序幕；鄉鎮企業的建立和發展，與中外合資企業等一道，與國有企業平分秋色；民工潮的湧動，為城市建設增添了生力軍；近年來在農村興起的“海選”，一種政治民主化的可操作性很強的選舉方式，率先把政治民主的實現提上了議事日程，在全國範圍內的政治改革中，又一次占了先機……凡此種種，都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農民問題，思考農民對於現代化進程的巨大推動作用，以及農民軍人與軍營生活的關係問題。
回到軍事文學的話題上來，如前所述，當前的軍事文學創作並不是簡單化地用“農家軍歌”就可以涵蓋的，“農家軍歌”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成為軍事文學的“主旋律”。不難發現，論者在闡釋其關於“農家軍歌”的理論時，所舉的例子，僅僅是閻連科和陳懷國的部分作品，然後就大筆一揮，以偏蓋全地，把軍事文學的主體，和90年代的全程，都包羅萬象地納入為了改變自身命運而不擇手段地進行某種不正當競爭的農民軍人之奮鬥曆程的“農家軍歌”的視野和範疇。這樣的歸納法，當然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說，同樣是描寫農民軍人，當閻連科的《和平雪》《夏日落》，揭示一些連級幹部為了得到提升、以便讓家在農村的老婆孩子吃上商品糧而苦惱不堪的時候，張惠生筆下的《旱舟》中那位同樣麵臨提拔還是轉業的連長，卻在部隊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麵前，犧牲個人利益，毅然還鄉；當陳懷國的《農家軍歌》在哀歎複員回鄉的戰士在農村的嚴峻現實麵前處處感到困惑和痛苦之時，趙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卻讓屢次錯失提拔機會的退伍兵，在對軍營生活的美好回憶中油然陶醉；當陳懷國的《遍地葵花》的後半部，為了演繹“農家軍歌”的理論，把出身鄉土的團長命運逆轉，鑄成大錯，被送入監獄的時候，黃國榮的《兵謠》則展現了一個出身農村的幹部，怎樣在遭遇挫折和屈辱之後，從困境中崛起，在軍隊大熔爐裏實現升華自我的精神蛻變；隻看到和強調前者，不過說明論者的眼界過於狹隘（可見狹隘的並非農民而已）。是真誠地麵對豐富的軍事文學現象，對此進行全麵的梳理和歸納，還是把豐富的軍事文學現象納入自己偏狹的理論模式，這是從事軍事文學研究的兩種不同思路。
退一步而言，即使是閻連科和陳懷國作品，為了當兵、提幹和家屬隨軍的奮鬥三部曲，以及由此產生的某些勾心鬥角和不正當競爭，其病源未必能夠歸結為農民的劣根性，它是時代的種種弊端的產物，是人們的種種欲望和需求在現實中難以滿足所產生的異化現象。一方麵，它體現出現實中提拔幹部和使用人才的機製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麵，它又是以90年代的社會文化心態相依托的——我們不能不承認市場經濟初期，人們膨脹的欲望與某些嘈雜無序的現實之間的聯係，以及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普遍存在。那些以權謀私的，行賄受賄的，跑官買官的，貪贓枉法的，在各行各業都屢見不鮮，比較起來，閻連科和陳懷國筆下的軍人們，他們的要求並不過分，隻是希望終身能夠告別鄉村，過上城裏人的生活，他們的行為也沒有大錯，不過是為了能夠入伍或留隊而煞費心機罷了。與其說是要對他們進行思想文化的批判，我更願意對他們表示理解和同情。他們應該有更好的命運，他們不是拉斯蒂涅，而是90年代的高加林。
我不能苟同“農家軍歌”的說法
朱向前同誌提出了農民軍人和農家軍歌的問題，僅在《鄉土中國和農民軍人》和《從建構輝煌到對抗消解》兩文中，我們就看到朱向前關於農民軍人的理論表述中存在著以下矛盾：
一
認為寫出農民軍人的兩重性，“才能把握住中國軍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質”，但是所謂的寫兩麵在理論主張上變成了寫一麵性——落後性，因為像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那樣寫出身農民的連長、英勇犧牲的梁三喜是概念化的產物，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導向所致”。在解構意識形態神話的所謂世界潮流中，人性趨於崇高的轉變，農民成為英雄的“政治神話”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信的。為什麼說人性的升華都是刻意拔高，而不說人性的固定不變是一種文學矯情呢？如果說，農民身上真的存在著劣根性與“優根性”的兩極，那麼描寫人性在現實矛盾中的兩極互轉運動，也許更符合人性的辯證法，更有審美價值。一位優秀的藝術家、批評家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就能看到更多的人性可能與真實，即使是前輩藝術家的創作中都不乏這類傑作。再說中華民族的劣根性問題魯迅在反思國民性的時候，提出了阿Q性格主導方麵是精神勝利法的自我麻痹和自我欺騙，而精神勝利法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80年長期失敗主義的產物。鬥轉星移、事過境遷，中國人民的勝利表現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蔣介石反動集團對廣大人民的壓迫等方麵，在建國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又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改革開放又結出了豐碩的果實等，失敗主義情緒支配下國民性弱點和劣根性得到了根本扭轉，不看到這個變化就不可能對時代、現實、人生做出正確的評價和描繪然，我們在經濟和技術等方麵還很落後，事事不如人的情緒還會彌漫心頭，國民性的弱點還會在變化了的現實情景下死灰複燃，文學作品當然可以給予描繪和暴露。但是，這裏有一個怎麼寫的美學問題。寫什麼和怎麼寫，作家有作家的自由，但是兩者都必須建立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不違反藝術真實來自於生活真實的原則，而不是概念的真實，更不是偏執的概念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