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向前，他的老師、同行、同學、學生還著實有過一些筆談，而我，作為他的妻子，坦率地說，盡管與他相戀七年、結婚十載，寫給他的信也早已超過了一部長篇小說，但是寫有關他的文章還是頭一回。
和他在一起不能不感到累。他像上緊了發條的鍾，滴滴答答轉個不停。一般來說，從夜晚到淩晨，他都住書房裏度過，煙抽得雲天霧地，一會兒伏案一會兒踱步。待我清晨起身上班，他正悶頭大睡。如此“錯位”，夫妻之間自然少有聊天的工夫，莫說是張長李短，就是自家的黑白也無暇多談。他有一絕，你隨時向他問時間，他一準不看表便答，誤差不過幾分鍾。起初，我以為是瞎貓撞上死耗子，後特意試了幾次，方才服了他的“特異功能”。多年來，終於明白了，是他活得太認真，何時幹何事早被他算計好了。就這麼過日子，心不累壞才怪呢。從去年秋天起，他開始嚷嚷胸悶，這原本不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人出現的症狀。可是誰又能夠改變他的生活方式呢？我承認我無能為力。
“要不是碰上我，老婆都討不著”
我與他戀愛七年，像讀一部哲學書那麼吃力。那時，我們都剛開始弄一點小文字，我寫小說他寫詩，曾在一個創作組，在我的印象中他隻是一個黑痩的坐在角落裏沉默的大男孩。我複員回地方，他仍留在部隊。開頭三兩年，通著對誰都能公開的信，幾乎全是談文學，找不到一個出格的詞，甚至看不出一點兒暗示。直到我二十六歲考上大學那年，他找到我說：“我以為一對青年男女之間，除了同誌關係以外應該有點兒別的什麼。”“是麼？”我恨他的理智。“如果我有錯覺，就請你原諒。我的原則是一不強勉，二不耽誤，三不影響，是否保持一段距離彼此探索一下？”他竟然說得不動聲色。我氣得扭頭就走。他昂首挺胸跟了一段便調頭而去。後來還是我自己回頭又找了他。這個一板一眼的家夥就靠他那種自等和與女性保持的距離使我在不乏追求者的情況下一直自覺地承擔著對他的那份責任，以至於現在我還對九歲的兒子說：“你爸爸要不是碰上了我，老婆都討不著。”兒子高興得嘎嘎大笑。我讀大學四年期間，每周三、六總會準時收到他的來信，他稱之為“三六”法。信寫得文采橫溢而一本正經，篇篇是好散文，但實在是缺乏戀人應有的熱烈和神秘。我當然也執行“三六法”，盡量把信寫得能與他媲美。也許是為了和我求得“學曆均等”，1980年他毅然考入福建電大中文專業。於是我們常常為一兩句措詞不當發生“文字戰爭”，充分展示各自學習漢語言文學的“體會”。也許是小打不成交吧，四年筆墨官司打完了，我一畢業就與他結了婚。那時，我已年過三十，他方二十八歲。我的朋友們戲稱他為“小弟弟”。
新婚不久，我們便開始合作寫小說。那是1982年的春天。合作是以激烈的爭吵方式進行的。他嫌我的筆調清淡，我怪他的文風刻板，他的主意力極強，我也不放棄自己的主張，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彼此相爭不下，幾次欲將寫好的手稿撕掉。
新房裏硝煙彌漫。終於，找到了一個機緣，寫《一個女兵的來信》、我寫女兵的信，他寫另一半，兩半合二而一又天衣無縫。發表後居然立即被《小說選刊》轉載並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改編為廣播劇。據說還在當年的全國短篇小說評獎中進了最後一輪。我們趁熱打鐵，又合作了《一個將軍的遺囑》、《將軍和女兒的一天》等中短篇小說，都程度不同地引起過反響。後來結集為《漂亮女兵》出版。但直到那時候，我還是認為他的小說創作的長處在於對於作品氛圍的宏觀把握、主題的開掘以及小說文字的提煉，而對於人物獨到的精細的感受以及小說對話還欠火候，我毫不留情地斷言他無法獨立去完成小說創作。他為此極氣憤地與我爭吵，發誓要獨立去完成成真正的小說。當然，我並不否認他的詩歌散文巧得優美，充滿想象和靈動，讀來鏗鏹作響。我百思不得其解，像他這樣一個看來不動聲色的寡情的人，怎麼能寫出這些東西來。兩年以後——1984年秋天，他剛從福建電大畢業，又撇下剛滿周歲的兒子，到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進修去了。從那本《二十五個文學的夢》中，我讀出了他的抱負。那時，我已從政掛筆了。從此，他鄙夷我的政務，我淡漠他的文學。
“朱向前跳出來了”
1986年春節，他在贛西家鄉慘淡經營他的畢業作品——《地牯的屋.樹.河》，他努力用純粹的贛兩方言去寫舊時代贛西的風俗民情，去刻畫一個近似無賴而又堪稱英雄的農民形象，這是一件苦不堪言而又極富刺激的事。寫作的進展極慢，開篇時一天僅能寫千把字，一方麵要調動他幾乎所有農村生活的積蓄，另一方麵還得把十分隔澀的方言翻成現代漢語。為了保持方言的精采節奏和獨特韻味，不得不求助於《新華字典》乃至於《辭海》。小說體現著他獨特的審美情趣和藝術追求，完稿後我一讀便強烈地感到主人公地牯，這個羼雜著痞氣和拗烈、愚昧和睿智、懦弱和魯莽、邪惡和善良、凶殘和人道的嶄新的形象凸現在眼前，而贛西風情、倫理道德、宗教訓誠、迷信禮儀等地域文化也流光溢采，紛呈多姿。果然，小說大獲好評，徐懷中主任親自為其撰文，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青年作家朱向前涉足於革命曆史戰爭題材後奉獻給讀者的第一篇探索性的而顯然又是深思熟慮的奇文”。小說發表於《青年文學》1987年2月號，很快又被《小說選刊》轉載，隨後獲得了第二屆（1984——1988年度）“青年文學創作獎”。這篇小說標誌著他獨立創作小說的新的水準，這於他，不啻又是一個重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