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入段，書法成家”
1989年之後，他曾綴筆一段時間。恰巧，我剛從宜春調到北京，我們開始了小家庭的生活與建設。盡管結婚數年，真正耳鬢廝磨，鎮日相守，彼此確需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他是一個家庭責任感極強的人，我們那個小家庭的每一樣家具、每一個擺設乃至每一件用具，從色彩到款式，總體思路的設計，無不出自他的手筆。他又是個有潔癖的人，整日就見他拿著抹布，從這兒摸到那兒，眼裏見不得一點兒灰塵。凡到過我們家的人，總要誇我會治家，把家布置得雅致、舒迠、潔淨。我笑答：“那與我無關。”這絕不是謙虛；旁人很難想象我們把家庭的崗位責任製執行得有多麼嚴密。他負責打掃衛生，清冼衣物，種養花木；而我則負責購買什物，炒菜做飯。他經常用筷子指點我炒的菜：“這盤太鹹！”“這盤水放多了！”“最近你炒菜水平下降。”我很不服氣：“有本事你自己試試！”他正色說：“你就是應該把分內的事情幹好，不虛心怎麼能進步呢，”為少聽他叨嘮，我買了菜譜來讀，也開動腦筋不斷翻新花樣，漸漸在飯桌上能看到他的笑臉了。至於飯後的洗碗問題，則由他包了，他怕我洗不幹淨。除了炒菜做飯以外，他對我所做的任何家務都表示不滿，譬如擦桌子動亂了他的書，鋪床時弄亂了床頭櫃上的報，甚至隨手用了一下他放在桌上的筆，哪怕放回原處，也會被他指責放歪了。久而久之，我除了烹調別的一概熟視無睹，於是相安無事。但還是有惱人之處，有時我晚上有個活動，歸家已是深夜，他竟餓著肚子等我回來做飯而自己絕不動煙火，一副被寵壞了的模樣。我有時獨自在家，他有應酬出去吃飯，我也給他留兩隻要涮的碗，讓他明白他並不那麼受寵。終於不吵了，各人保持各人的習性，各人堅守各人的崗位，習慣成自然。我覺得多少被他改造了些。有一段時間，神差鬼使，他幾乎同時迷上了三件事：一是書法，二是圍棋，三是種養花木。平心而論，他的硬筆字還是上得了台麵的，加上每日描幾筆，功力日見，竟然也拿宣紙寫了，掛在廳屋牆上，充當“書法”。隻是掛不了幾日，他自己又連聲歎著氣將它扯下來了。至於圍棋，長進也大。不見他看棋書，擺棋譜，就是星期天間或看看《黑由世界》，倒學成了半瓶子醋，自稱是“感覺派”。他是極守時的人，又絕少串門，偶爾到時不見歸家，必定是下棋去了。像丁臨一、張誌忠等是他掛在嘴邊的棋友；外地來客，像朱蘇進、龐澤雲等也是一杯茶、一支煙，紋枰對坐，樂而忘憂。棋下完了不算完，人走了，還要在電話裏論得失，擺輸贏，一侃就是半小時。再就是兩個小陽台上的那點兒花木，隻見他成日擺弄，一會兒澆水，一會兒噴藥，一會兒剪枝，還買了種植盆景的讀物，潛心鑽研，他沒能讀成花木專家的原因是因為一回我不慎將那些書當成廢舊書刊給賣了。許是北京的水堿太重、花木高懸十一層不接地氣，倒不見養出異樣來。不過，比起我擺弄花木來，他在家時，佛肚竹是更青翠些，小榕樹也顯得更鮮嫩。我不會像他似的，拎個小噴壺還要放立體音響伴奏，美其名曰花木也知音；更不會像他遠差外地，長途電話來，開口便問：“花木怎樣？”我聽後耿耿，怎麼不問人如何呢？一位文學朋友前年給他寄了個賀年長，祝辭曰：“圍棋入段，書法成家。”這明顯的調侃竟讓他喜不自勝，連呼“深得我心”。
“他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
終於，又少有時間練字了，也難得時間過棋癮了，不知從何時開始，他又忙碌起來，而且比以前更忙。他的案頭上，一摞一摞的作家贈書，一封一封的編輯約稿信。每日下班回家，一推開家門，一團一團的煙霧便撲麵而來。他開始生出了白頭發，盡管讓兒子和我幫他揪掉，白頭發還是頑固地躥出來。我至今認為，他不是一個天分很高的人，如果說他的成功一半得益於他的靈氣和悟性的話，那麼還有一半就是得力於他的恒心和毅力。他寫作的速度一直很慢、一天千把字就不算少了。但他深思熟慮，不到瓜熟蒂落絕不提筆，一旦落筆，便無須改動也很難改動了。因此，他寫作不打草稿，且幹淨得像謄抄稿一樣，還有點硬筆書法的意味。為此他拒絕電腦，還說手稿自有一份獨特的審美價值，要自覺為中國當代文學館“存檔”提供第一手資料。在大多數寫作時間裏，他呈來回走動狀態，有時熬一夜走一夜為了選擇一個恰當的詞彙殫精竭慮。我稱這種狀態為“瘦驢拉硬屎”，他亦認可。大到長篇宏論小到千字點評，他都為尋找一種準確的感覺，尋找，個奇妙的角度，尋找能打動人的語言，而冥思苦想。就這樣，文章做得是越來越精到了，評論也漸漸評出了一些影響。他的朋友和學生找他寫序寫評論的人自然也越來越多，他便有了還不清的稿債。看著他這樣度日，我能不為他感到累麼？我幫不上他什麼忙，他完全不是十年前可以與之合作的他了，我與他的差距太大，愛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