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深秋，他一連外出參加了三個文學活動——先是去廣東講學，而後繞道武漢出席“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最後又和王朔等一行參加了“青島筆會”。三個活動中，都直接或間接地感受到廣了日益卷入市場經濟以後的文學流變。他敏銳地意識到一種商業環境下的新的文學生態環境正在生成，歸來後即撰與了《1993：商海滔滔中的文學之舟》一文，對當代文學即將麵臨的新的分化與動向作出了冷靜客觀的描述、分析和預測，同時也堅定地表達了自己遠離商海，對抗物欲橫流的滾滾時潮的決心。他重新把自己關進書房，心平氣和地繼續自己的研究。結果熙熙攘攘一片“下海”之聲的1993年，恰恰成了他文學批評與研究收獲最豐的一年。
首先，長達4萬餘字的長篇論文《新軍旅作家“三劍客”——莫言、周濤、朱蘇進平行比較論綱》於六月底殺青，在9月號《解放軍文藝》刊出後，立即在軍內外文學界引起強烈反響，不少人一口氣讀完文章後，立即來信或來電話，激動心情一吐快之。徐懷中、朱蘇進、周濤、周政保、李荃、張波、楊景民、閻連科、李鳴生、阿滸、吳國平等都以不同方式給予了高度評價。為此，《作家報》、《解放軍報》、《文藝報》、《文論報》先後發表了消息，“消息”稱：人們共識，認為該文一是批評方法新穎別致，批評視界開闊大氣，采用作家傳記和心理分析相結合、作家本體和作品本體相結合的思路，吞吐“三劍客”數百萬字舉重若輕；二是立論謹嚴深邃，目光公允客觀，不為名家和朋友諱，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對“三劍客”當前困境尤其是莫言近年創作的批評洋洋萬言，犀利懇切；三是講究語言和結構，力求美文效果，通篇充滿靈動的悟性和飛揚的文彩，足可當散文讀之。無疑是新時期以來軍事文學理論批評的一個重要收獲。
如此“反響”，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前，當他下決心“總結評價”當前並不紅火的“三劍客”時，並未想到任何“效應”，隻是想平靜地寫出多年研究“三劍客”的心得。前後斷斷續續寫了大半年，並非因為其間商風商潮的幹擾與影響，而是屢屢擱筆，跟蹤研讀“三劍客”新作。這是他迄今為止用時最長、用心最專、用情最切的一篇文章。他曾將部分手稿寄周濤征求意見，一向自負的周濤立即在醫院複信稱：“展讀之下，病軀澎湃，不啻一劑強心針也。兄之文章知我，所析甚當，尤是對我文化形成因素的幾大塊解析，擊中要害。”當時向前甚感安慰，覺得在當今商海大潮滔滔滾滾，文人亦熙熙攘攘“下海”之時，尚有三兩知已足矣。現在，他又常向我發新感慨：上帝是公正的，好的作家作品終歸還是有知音的。
幾乎與此同時，1993年第5期《昆侖》還在顯著位置發表他的另一篇長文《我為什麼反對“下海”——關於當前文人？文學？軍旅文學的答問》，以其對工商社會中文人文化使命和文學本質的獨特理解以及堅定尖銳的呼聲同樣引起了廣泛關注。而且他的《心靈的詠歎》作為惟一的批評文集入選王蒙、徐懷中主編的《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係》首批12種，由華藝出版社推出；另一本文論集《黑與白》也由八一出版社出版。1993年，他發表和出版理論批評文章約60萬字。他的文學小舟在滔滔商海中奮然航進。
冬夜，我倆裹著大衣，踩著積雪，在路邊散步。他向我絮叨1994年的計劃：要著手撰寫《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國軍旅小說——新時期軍旅小說史略》……我則屢屢打斷他的話，反複追問一個話題：“什麼時候把兒子轉到北京來讀書？”兒子今年滿十歲，還在江西宜春他爺爺奶奶膝下。來來回回，兒子日漸懂事，每每分別，總要大哭一場，感傷幾日。可兒子來了北京，當然要他在時間和精力上作出犧牲。今年春節，兒子寫了一篇作文，題目《我的爸爸》。兒子寫道：“我的爸爸，痩痩的、黑黑的，小時候的外號叫‘黑皮’，別看他平時很嚴厲，卻愛跟我開玩笑，他叫我‘老寒兄’（兒子大名朱寒汛），還說什麼‘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睡覺很輕，稍有響動就罵人，可他常常在我熟睡的時候叫醒我，我要求平等，他才不理這一套呢。”我知道他對兒子滿心的喜歡，一次我返京在火車上向他說起剛剛我們走時，兒子為了不讓我們看見，竟偷偷躲在屋裏哭。我說得很平靜，他卻將臉扭向窗外默默地流淚。可一談到讓兒子來北京讀書，他又平添許多顧慮。為了他的文學追求，我看他什麼都能舍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