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來，朱向前已在京華生活了十個年頭。
向前是地道的江兩人，我們都是喝宜春秀江水長大的。我在宜春車站當工人的時候，他在福建前線當兵。那時候彼此並不相識，初識是“文革”結束之後若下年，他已是部隊軍官，我則剛剛大學華業。與其說相識的機緣是因了他夫人張聚寧是先我一屆的校友，不如說是作為共同心之歸宿的文學導引了無須寒喧的最初的話題。
以後我們就常有在宜春把壺聚首的機會，他的家就在秀江之畔，小樓雅寂，屋後幾畦菜地修整如繡，房前幾株老桔經冬不凋。一灣江水清清澈澈日夜如斯地流過，斯景斯境，追史談文，臧否揚抑，百無禁忌，那，就是一種享受。向前雖是獨子，優裕豐渥卻不曾將他浸染，過早的軍旅生涯淬煉了他人生的悟性，也為他日後在軍旅文苑的評論中異幟高標、先聲奪人奠定了基石。
向前在部隊裏便小有詩名，後又力攻小說，用心處毎有佳構。此其時他卻日漸滋生不得大進步的苦惱，恰逢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在全國遴選人才，他以而立之年赴京華讀書。
這是1984年，向前再度麵對黑板的時候，距1968年初中畢業下農村已是16年過去了。
這是一個成人的課堂成人的班級，相較四麵八方青春如湧如沸的大學生們，他們被無情風雨刻蝕的麵龐，已然是凝重多於輕鬆，思考多於浪漫，理性多於情感……隻有短短的兩年時間，兌付的卻是一個本科的完整書單。強化的極致就是扼住時間的咽喉，命運之鏈的灼人眼目之處往往隻在其中的一兩個至關要緊的環節。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他們的係主任是50年代就以一部《我們播種愛情》蜚聲軍內外的著名作家徐懷中，老師則多半是京城乃至全國的知名作家。加之作為首屆學員的莫言朱向；前宋學武們潛資深厚，多年積累一朝開掘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當時的中國文壇風氣鼎盛，各路俊彥別領風騷，所謂湘軍晉軍陝軍等等旗號響亮，有贛而未成軍的窘迫灼烤著向前那顆自尊又自負的心。他潛心營構，力圖把生養他的贛西文化融入小說。於是有充滿贛西方言氣息的《地牯的屋.樹.河》。此小說深得徐懷中老師的垂青，被《小說選刊》轉載後，又獲第二屆《青年文學》創作獎。我素來以為，相較鄰省的湘方言吳方言粵方言，贛方言的特點是不夠鮮明的，而且江西的現代文學史上缺少開山的大家，未能把贛文化廣泛地播揚到全國，比較一下湘籍作家丁玲周立波康濯對湘方言流布的貢獻，情況就可以看得更為清楚。地域文化在作品中的表現當然不僅是方言，文學發展到今天，方言入文而須加詮釋，那很難被不再悠閑的讀者所接受。正因如此，向前的勉為其難的嚐試就更須勇氣，平添了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