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韌的文化兵
俗話說，有緣修得同船渡，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和朱向前的緣分應該是始自1970年底。那一次，我們近千名江西宜春新兵，像我們家鄉剛挖出士的“北路番薯”一樣，被帶兵的分成一窩一窩，裝進一列悶罐車的一節節硬邦邦的車廂裏，伴隨著“轟隆轟隆”的輪軌撞擊聲一路翻來滾去，終於在一日黃昏滾到了福建前線。和我一樣在這列悶罐車上打過滾的老鄉中，就有現在著名的軍旅文學評論家朱向前。
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因為這列車上的老鄉實在太多，要在同行的短短一天一夜裏全部認識是不可能的，加上在終點站分兵時，我和另外50名新兵被分到了高炮72師，而朱向前和其他900多名老鄉則被分到了高炮64師。雖然我們兩個高炮師同屬一個炮兵司令部管轄，但在隨後的幾年裏，我和朱向前隻有過一次相識的機會。那是1973年福州軍區炮兵政治部舉辦為時半個月的新聞通訊員培訓班，我和朱向前等約20多名炮兵部隊中有點文化的士兵和一些宣傳幹事被召集到一起，接受新聞寫作培訓。令人遺憾的是，這次我們仍然失之交臂，因為當年主辦培訓班的領導同誌並沒有給大家互做介紹，也沒有像現在辦班一樣，打印一張參加培訓的“聯絡圖”分發給大家，彼此相識的機會一晃就過去了。
大約在當兵當到第四年的時候，我終於知道了高炮64師有個會寫文章的老鄉，叫朱向前，他給當年的《前線報》和《福建日報》寫過新聞報道，還在報上發表了詩作。這引起了我的特別關注，因為自從那回在炮兵機關培訓後，我也一直在高炮72師的報道組裏幹著同樣的工作。但當完4年兵，我就退伍回鄉了。
而比我小兩歲的朱向前卻比我堅韌得多。他似乎是下定了決心要在部隊發展。據跟他接觸較多的另一些戰友老鄉告知，其實，他當年在部隊的境況跟我差不多，雖然他稍後又參加了福州軍區炮兵政治部舉辦的文藝創作研習班，而且又發表了在當時影響很大的《古田組詩》等一批文學作品，但他的編製所在的基層單位的幹部們卻反而更不喜歡他，因為他老是“不務正業”，所以，這些基層幹部便總是故意壓著不肯提拔重用他。關於這一段情節，他在談論我和他的自學經曆的一段文字中曾經有所流露。他寫道——
70年代初期，“文化無用論”正像瘟疫一樣四處蔓延。那時候，他在部隊當駕駛員，我當放映員。但我們都不是安分守己的本職工作愛好者，我們在貧瘠的文化土壤中像海綿吸水般地學文化。先是讀，後是寫。直到有一天把自己的習作變成鉛字。這中間的過程也可能是三年，也可能是五年，反正起碼是上千個夜晚，我們比別人少睡了覺。在這上千個夜晚中，我們“點燈熬油”地讀和寫——點的是自己大腦這盞“燈”，熬的是自己心血的“油”，收獲的是一個重要的人生轉折，從此改變了我們各自的人生道路。
我很羨慕現在的青年軍人，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學文化、學技術，發表了作品還可以立功受獎。可在深受“四人幫”幹擾的那個時期，像朱向前和我這樣在當時文化水平上比較冒尖的角色，在基層連隊卻是連入黨都要受到排斥，連班長都當不上的。我因為入伍前是中學教師，所以一下到連隊就被老兵們稱為“臭知識分子”，加上又不會給老兵敬煙不會搶著給班長洗衣服，因而又獲得了一個“雅”稱，叫“老大作風”，也就是大大咧咧滿不在乎的意思。那時候在基層連隊當兵，你光尊敬班、排、連長還不行，你還得畏懼他們，亦即所謂“敬畏”是也。“敬畏”得越乖巧，“進步”才能越快。可朱向前顯然也和我一樣地以為我們跟幹部、跟老兵天生就應該是平等的。我們抱著這種觀念處世，在師級以上機關那些看重才華、比較開明的領導麵前往往還能受到賞識和關愛，可是一回到基層連隊，便成了“茅坑裏的石頭，又硬又臭”。關於這些，向前都沒有寫。後來他在部隊還才當個連級幹事時，他那從炮司機關電話兵崗位上退伍的妻子張聚寧都已經當到我們地區的文化局長和中共江西省委委員了。他當年如果早早回鄉，肯定會獲得比這更為可觀得多的發展前景。這一點，他自己心中的是有數的。然而，他仍然無怨無悔地堅持在部隊呆了下去。他是在經受了長期的壓抑和磨礪之後，才最終等到機遇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的。這也正是一般人所難以有耐力做到的。因此，他今天終於走在了我們的前頭，取得了比我們豐碩得多的成果，並終於走上了與他的學識、品格和才能相適應的領導崗位。
贛西文學旗手
由於朱向前繼續留在部隊幹下去，我曾經估摸他的鄉土情結恐怕比我們一般江西兵要淡薄一些。直到後來我們熟悉之後，我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