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的初秋，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我有幸成為如今已是軍藝訓練部部長、文學教授、著名軍旅文學批評家的朱向前大校的同學。我估計朱向前在他的部長、教授、批評家的頭銜中，會更加看重最後一個，但我看重的是第一個。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理由。我的理由是根據我的感受、站在我的立場上得出的。
也許與我一輩子都是被別人領導有關係，我對能領導著一個部門、許多人的人，發自內心地欽佩。早年在農村，我一個叔叔當生產隊的隊長，早晨要早起敲鍾，派活，晚上要給那麼多社員定工分，雞一口鴨一口，爹一份娘一份，稍有差池，立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無論多麼難纏的角色都能擺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當時我就立誌：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但當我把我的誌向向他表白後，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著我說：就你？三腳踢不出一個屁來還想當隊長？知道不？當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過來說就是“好口才帶者三分官”。我叔叔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給瓦解了。後來，為了有朝一日能當個官，我也曾站在樹林子裏練習演講，但畢竟不是這塊材料，練也白搭。想一想，我叔叔不過是個生產隊的隊長，而朱向前是堂堂的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訓練部部長！我叔叔生了氣可以破口大罵，甚至用那熊掌般的大腳踹社員的屁股，但朱向前領導著的都是些知識分子、藝術家，這些人一個個都是思想複雜，個性鮮明，別說用腳踹屁股，就是說話的態度稍微粗暴，馬上就會不高興。朱向前要把這些人領導好，需要多麼好的口才啊！
朱向前的好口才在我們入學後不久就有了突出的表現。那是開學後的第一次座談，彼此之間還叫不出名字。老師召集這次會議，其實也就是想借這個機會讓大家各自做個自我介紹，彼此認識一下。但同學們自報家門後.說個三言兩語就打住話頭，會議禁不住冷場了。當此之際，這個朱向前自報家門後，竟然滔滔不絕地做起了報告，從國際到國內，從西安到延安，從文學到藝術，一通大侃，令我們暈頭轉向。事後，有一些同學對他的這種過分強烈的演講欲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卻對他深感欽佩。他的口才為什麼那樣好？他肚子裏怎麼會有那麼多要說的話？他怎麼能把話說得滔滔不絕好像話是從他的嘴裏流出來的而不是用腦子想出來的？因為我那個當隊長的叔叔的原因，我對口才好的人十分敬重，我覺得能夠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講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來的大人物。當年在農村無書可讀，偶然得到了一本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國法西斯的法庭上為自己也是為共產國際所做的陳述和辯護，那犀利的語言鋒芒，排山倒海般的語言氣勢，真令我熱血澎湃，心馳神往，他的演講甚至影響了我的小說語言。在聆聽朱向前的這次不合時宜的炫技性演說時，我的腦海裏不時地跳出我想象中的季米特洛夫的形象，朱向前的形象與我想象中的季米特洛夫相差甚遠，他的語言的鋒芒和力量當然也無法跟季米特洛夫相比，但這畢竟是我有生以來聽到的最流暢的演講之一。這畢竟是我見到的第一個口若懸河的人。所以，我想，朱向前能當上並當好訓練部長不是偶然的。有那樣的好口才，還愁當不上大官嗎？《三國演義》裏誇獎英才時經常使用“辯才無礙”這個詞，比如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張鬆，無一不是雄辯家。到了近代，如果想當官，尤其是想當大官，不把嘴皮子練好是不行的。但話又說回來，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練出來的。當年我躲在小樹林裏背誦著季米特洛大的詞兒練習演說，對著樹時，好像也能眉飛色舞抑揚頓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嚨發緊，額頭冒汗，無所措手足，事先想好的詞兒忘得幹幹淨淨，腦子裏一片空白。讓一個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個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這樣一個笨嘴拙舌而又滿心想練好口才當大官的人，見到“辯才無礙”的人沒法不佩服。
就像古代那些韜略滿腹、辯才無礙的人“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一樣，現代很多有知識、有口才但因為種種原因當不上大官的人，多數都到大學裏教書去了。因為有知識、有口才的人必定都是想對著公眾發表演說的人，如果不讓他們說話，那非把他們憋死不可。當了官自然有許多的機會對公眾演說，不當官，要對公眾演說，最合適、最方便的就是去大學當教授。人為什麼想當官？除了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之外，我看還要補充一條：對那些有知識、有口才的人來說，他們想當官，還為了能夠在大庭廣眾下發表演說。朱向前當訓練部長之前是文學係的教授，好像還當過文學係的副主任（在我的心目中文學係主任不是官），當然，他當教授，肯定不是因為想當官而沒當上官的權宜之計，甚至可以肯定地說，他從來也沒有想當官，是官想他當。他當教授是因為他太喜歡發表演說了，是因為他的腦子裏有太多的關於文學的新的感想與發現，僅僅用筆寫成文章，還無法滿足他急於想把自己的發現公之於眾的欲望。而文學係的課堂為他提供了這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