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和覺悟，是從人界至佛境的遠行之足。誰能登上智慧與覺悟這雙光輝的舞鞋，誰就有可能以優美的姿式遠行他去，有可能掌握他人行程的航舵。我們當然不能說作為理論家的朱向前已經腳踏佛地，擁有智慧與覺悟的理論武器。要說的，恰恰是他擁有智慧時，又要向現實叩問。對軍事文學20年的不懈跟蹤，使他覺悟到了在和平時期、在軍隊現有的文學隊伍與文學環境中，一批“農民作家”和所謂“農民軍人”的軍事文學作品的必然出現，因此，他預測性地疏導了這樣的作家和作品，扶植了這樣的作家和作品，而且為這批作家（比如我）寫了大量客觀而現實的理論文章，使軍事文學在90年代淡薄停滯時，出現了新的契機和浪花。一個評論家能夠適時的預測和引導一種文學現象的產生，並對其發展做出推進式的努力，毫無疑問，他必然是擁有了某種覺悟與智慧的力量。如果這種評說被人疑為誇張的話，那麼，我們至少可以說，他在聰明與智慧之間徘徊時，在未來與現實之間左右時，他抓住了智慧與未來，隻是因為現實的力量，脫去了他一隻智慧的鞋子，使他不得不一腳落在聰明之上，一腳踏在智慧的境界。然而，雖然他是在智慧與聰明之間、未來與現實之間徘徊，倘若他所關注的那段時期的作家（我和另外比我優秀的朋友們）不是隻有聰明，而沒智慧；隻有現實，而沒未來的話，他也許就又一次升騰到了以智慧和覺悟為境界的理論的佛地。
3、官人朱向前
說官人，是指向前今天的大校軍銜，指他距將軍貌似一步之遙、實則兩步之遠的解放軍藝術學院訓練部部長的正師職官位。就我周文人和文史的境況而言，“文而優則仕”是一種致命的傳統，文人總是逃脫不了這甜蜜的陷阱，古如此，今如此，未來也將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古時優秀文人不能不為官，今天是優秀文人擇道為官，平庸文人必然為官。
毫無疑問，向前同誌屬於前者。
因為他做為一個文人，有其優秀盈餘的才智，便拿這種才智作為賭注舞入了官場。把這樣的舉動，我們可以視為文人繳械.可以視為文人末路的他投，也還可以視為文人的升華。但說到向前同誌，我的那個老師，我則理解為是聰明與現實對智慧與覺悟的征服，是一種智慧的絕處逢生，是覺悟後感受文苦無奈的新的選擇。
就軍隊文人步入官場而言，他今天成為正師職大校部長，官位不算太大，但的確不算小了，離將軍雖一步之遙，也許卻是萬裏之遠，也還許就是一夢醒來之事。然無論怎樣，他已經是了為官的文人，是了文人之官，做如此的選擇，一是他的血脈裏本來就有流淌的“仕血”，二是有誌文人到一定之後的無條選擇。很難說向前在此二者中屬於前者，或斷然屬於後者。可就作為一個對軍事文學與軍事文學理論有著智慧、覺悟和骨血之愛的人，我願意理解他之所以如此選擇，是緣於對新時期軍事文學20年的追尋之後，因其勞累，而轉入他途；因其無奈，而另選他擇；因其對軍事文學前景明洞之後而對軍事文學理論前景的暗然而向現實的妥協投降。
做為文人，在他也許是一種智慧與覺悟向聰明與現實的低頭，可做為人生，又何嚐不是命運中獲得了智慧與覺悟後的一次新生？
現在，向前同誌，我的那個老師，那個在軍事文學理論中遊刃有餘的評論家，除了在重大文學評獎活動中作為評委出現之外，已經很難在其它文學活動和文人聚餐中見到他的身影。有個青年作家對我說，要請向前吃一次飯，大約得先通過5次以上的電話，最少得提前一周進行預約。我知道這不是向前同誌比先前難請，而委實是他的飯局太多。中國的官人，吃飯永遠是無法解開的方程。官場就是飯場，這著實是件沒有辦法的事情。大約在一年之前，在向前沒有正式步入官場之前，以我個人，平均半月要和他見上一麵，談文學、談友人，聊聊文壇趣事，有時也為文學上的意見分歧爭爭吵吵，而在更多時候，我是以聆聽的架勢，聽他對文學的思考，可在他成了部長之後，卻是一季半年，再也見不到了他的身影。因此，我便得出了一個結論，當官，就必然要從文人中消失。消失得越遠，越徹底，可能體製內的事情就會做得越好，仕途也會因此逾發通順；所以，見不到那個朱老師、理論家，向前同誌，想歸想去，念歸念去，反倒覺得於他是件好事。
半個月之前，在浙江紹興見到他做為魯迅文學獎的終評委出現時，看到做為文人的向前，他已經不再像以前樣滔滔的談自己的思考，而是麵帶悠閑的微笑，去聽別人滔滔的話題；而做為部長、大校的向前，也絲毫不去談官場或者體製，而是以微笑的沉默，去聆聽與麵對體製與官場冷暖不和的風聲雨聲。也許，做為大校部長，向前早已有了新的覺悟和智慧也亦未可知。他去為官，文學毫無可疑的是一種損失，而他自己的人生命運，則毫無可疑的又是智慧的勝利。隻有我們這種沒有覺悟的人，習長遠的留在文學的寂寞之地。因此，我總有一個願望：讓我所有的文人朋友都踏上仕途，並且都如向前一樣成功，隻留下我一個人在繼續寫作，到那時，也許我就是了他們的神明，而他們就成了文弱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