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記住未向前的名字，是做他的學生之前讀他的短篇小說《地牯的屋.樹.河》那是一篇很難讀的小說，有百分之五十的方言我不懂，百分之十的字不認識，是查著《新華字典》一點一點讀完的：那時我並不知道以後會做他的學生，難讀還要去讀，完全是因為《地牯的屋.樹.河》這樣的小說名字：老實說，小說的內容我早已忘了，似地牯，還有屋、樹、河這幾個字，以及它們組合在一起時所帶來的那種悠遠的古色古香的氣息始終讓我忘記不了，它們已經脫離小說作為一種獨立的意境留在我的記憶中了，好幾次我曾試圖偷梁換柱地去模仿這名字，但又怕露出馬腳而沒敢貿然行事。後束找常想，憑著一篇《地牯的屋.樹.河》這樣的小說，朱向前也應該繼續把他的小說寫下去的。
1986年前後，朱向前關於莫言的一係列評論文章出來之後，我曾誤以為有兩個朱向前。寫小說的朱向前艱澀、難懂、人物古氣、老派，或者幹脆就是一位贛西的土著學究遺老；而作為評論家的朱向前則是一位充滿激情，文字飛揚的先鋒人物。兩者的反差如此之大，以致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都很難將他們融為一體。後來才知道，其實早在《地牯的屋.樹.河》之前，朱向前就已寫過大量的詩歌，以及文字雅致清新，自然舒暢的散文、小說如《一個女兵的來信》等。《地牯的屋.樹.河》隻是一個個例。
但這個個例也許恰恰最接近了朱向前的精神本質。這是一篇真正屬於個人的小說，它隻屬於朱向前。“地牯”或許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但我想它一定存在於朱向前的精神世界。是他的“一方郵票”。找到了，擁有了，小說卻不寫了，讓人不勝歎息。但作為一名評論家有沒有這方郵票卻大不一樣。有，就有了根，有了自己的目光，有了敢於向對任何作家的自信和勇氣，有了把握各種作家和作品的那份本領。朱向前的評論常常能夠很好地打通和貼近作家的創作，我想與他擁有自己的那方郵票有著極大的關係。從這種意義上說，“地牯”是他小說的歸宿之地，也是他作為評論家的出發之地。
從朱向前的評論文章中常常能夠讀出一種小說的意味。他的文章總是帶有很重的感情色彩，這感情不同於激情，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嘻笑怒罵等等。而是一種可以觸摸的鮮活的東西。他的評論中有情節，有描寫，作家往往被他當作了人物，許多描述作家的章節甚至可以當作小說去讀。他喜歡在他的人物身上下功夫，常常考古般地去挖掘著作家的來曆、出處以及種種的背景。他的文章總是由作家而作品，再由作品反觀其作家，因此在對作品的把握上往往能夠直抵要害，給人以捅在腰眼上的感覺。還有他的語言，他的視角以及他的高產等等，都能讓人感受到小說所帶給朱向前的那份特殊的營養。
在我的印象中，朱向前很少談論到自己的小說，別人偶爾談起時，他也總是岔開了話題。而在他的評論文章中，又常常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對小說的懷念之情，一種不甘的意思。小說給了評論家朱向前豐厚的營養，而評論的成功卻永遠也彌補不了中斷小說的那份遺憾了。
1989年9月，第三屆軍藝文學係開學時我第一次見到朱向前。與讀小說、讀評論時想象的都不同，是一位極平靜的朱向前。在學生們麵前有些嚴肅，一副師道尊嚴的派頭。我們那一屆學生都比較本分、老實，班上好幾位比老師年齡還大的同學也像我們一樣每天出早操、掃樓道，見了老師恭恭敬敬的。他們喊老師時，老師們都很客氣說：“別這麼叫，喊名字吧。”向前老師不這麼說，路上遇到了，喊一聲朱老師，他很平靜地點頭，回答著“老張、老李”，一樣的客氣，他的方式不同。那時我剛從羅布泊出來，二十多歲的人看上去差不多有五十了，同學們都誤以為我是老同誌，一直尊敬著我，我也不便解釋。但對朱老師卻不敢這樣，因此每次喊朱老師時，心裏都很緊張，也一直預備著他喊我老陳時，向他解釋我的實際年齡。但他從沒喊過。後來他對我說，有半年時間他不知道我姓什麼。
如果不是後來特別熟悉，他恐怕不會向我說破這秘密。在與人的交往上，向前老師總是很含蓄、很有耐性，從不主動靠近別人，也不輕易地讓別人靠近，永遠那麼心平氣和地等待著某種契機的自然到來。剛開學時他很少來班裏，報紙、雜誌上見他的文章比見他本人次數多，有些神龍見首不見尾。我們私下議論說：“這朱老師太牛！”也就等著看他是不是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