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無法入睡，送走的好像不是一篇小說，而是自己的某種命運。後半夜時同屋的石鍾山終於忍無可忍了，當我又一次上完廁所回來時，他已經爬起來坐在床上惡狠狠地抽煙“操，你已經撒了五泡尿了，”他說，扔給我一支煙，表示對我的理解和同情。那篇叫《毛雪》的中篇小說，鍾山曾粗粗地看過，我請他判斷一下向前老師看後的結果，他說估計還得修改，我又請他幫我設計修改方案。鍾山的意見大體是加個女人、加些愛情之類？我們邊聊邊打開窗洞上的抽風扇，排著滿屋的煙霧，直到天亮：說真的，我很感謝鍾山在那個晚上給我的理解和寬慰。每當想起那個晚上，我也會被自己感動著，對小說我曾是那樣虔誠，而後來的日子，在小說帶給我許多歡樂之後，那份虔誠卻在日漸地淡薄了。
第二天晚上，一個同學來叫我，說是向前老師讓我到他家裏巷一趟。我去時，他正在翻看我的稿子，但他說昨天晚上他就看完了，並且還在昨天夜裏請張誌忠老師、黃獻國老師傳看過了。他說《毛雪》是一篇讓他感動的好小說？刪去一個小尾巴就非常完整了。“就放在《人民文學》發吧。”他說，語氣是那麼肯定。談話的過程中他要不斷地翻看稿子，才能叫出我的名字。做了半年的學生，老師竟然還不知道我姓甚名誰，但此時這失落卻讓我感到安慰。不久，住在旁邊的張誌忠老師和黃獻國老師也過來了，他們對小說都給了很高的評價，都談到了小說的一些細節給他們帶來的感動。而此時的我則是真正地被感動了、《毛雪》的初稿有四萬字，就是說三位老師在一個晚上看了十二萬字！如此推算，最後一個看完稿子的人也幾乎是徹夜未眠了。
幾天後，當我把《毛雪》送到《人民文學》時，編輯告訴我，向前老師已經給他打過電話了。
這之後的一段時間裏，我與向前老師的交往仍然很少。見了麵一如過去那樣，我恭敬地叫著老師，他客氣地點頭。但在許多場合、許多人麵前，他都鼓吹著我的《毛雪》，卻不再和我談了。直到1990年3月，《毛雪》在《人民文學》第三期發表後，他才找到我，專門就《毛雪》和我進行了一次談話。
“《毛雪》本來還能寫得更好。”他說過這句話之後便再無一個客氣的字了，《毛雪》幾乎被他批得一無是處。“寫得太滿、太實”，他說，看得出有些痛心。“太滿、太實就失去了意境，可惜了素材、降低了藝術品位”，我和他辯解，大概說了我喜歡厚重之類的話，“厚重不等於細節的堆砌，空靈不等於空洞。”他甚至有些火了，質問我：“莫言的《枯河》、《透明的紅蘿卜》難道還不夠厚重麼？但又是何等的空靈！”
那一刻我簡直要無地自容了。那是我第一次領教他的批評。我明白，那批評要遠比《毛雪》對我更有意義，那才是我真正收獲到的。也正是那次批評，使我對為人為師和作為評論家的朱向前有了一些最基本的認識。
向前老師一向以穩重著稱，為人處事都把握著極好的分寸，很少見他有情緒激烈的時候。這是他的風格，當然也是修養。但也有例外的時候——為學生。為學生他會衝動，會變得異常激烈。他的與人爭吵，與人誤會，乃至於與人的矛盾等等，很多時候其實都是因學生而起。在他的批評文章中，有關學生們的那一部分，顯然要寬容得多，他的尖銳、苛刻、甚至於批評精神往往在學生這裏無意間被削弱了。他有一句批評格言其實就是為自己解脫，他說：“對名家責之以嚴，對新人待之以寬。”
為我們那屆學生，向前老師就曾經和海波吵過一架。
事情的起因，大概是在某次的一個軍事文學座談會上，向前老師竭力鼓吹著第三屆一批二十多歲的文學新人，而海波提出了一些相反的看法。具體情況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這樣的兩個人一旦嗆起來，較起真來，一定是十分的激烈。那天他從會上回來時我們正在上課，他讓課停了，怒氣衝衝地走上講台，向我們複述著他和海波各自的觀點，然後他說：“海波那樣講不對！”印象中他不止一次地重複著這句話，顯得憤怒而委屈。“我們的稿子不在《昆侖》發了！”在我的記憶中這是他站在講台上惟一的一次發怒，惟一的一次不講究風度。而那句近似孩子般賭氣的話則無論如何不像是他說的了。
恰恰在那幾天，我寫完了第二部中篇小說《農家軍歌》。原打算就是投給《昆侖》的，我自認為那篇小說還有些新的東西，希望它能借助於《昆侖》在軍事文學上的聲望有一個好的結果。但這時卻有些猶豫了。還投給《昆侖》，向前老師會怎麼想，海波又會怎麼想呢？我的小說會不會成為他們爭論中的一個犧牲品呢？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我把小說交給了在文藝社工作的同學鄭魯南，請她轉交給《昆侖》的編輯。給誰都行，結果她在班車上遇到海波，順手交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