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性情”二字評價朱向前，是我自己都忍不住要起疑心的。長時間以來——從十年以前到兩年以前的這段時間裏，朱向前先生給我的感覺一直是理性、堅韌、冷漠和自我，很難相信這個印象中從來不開懷大笑的男人跟性情會有什麼瓜葛。如果不是後來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恐怕我會一直這樣認為下去。
大約兩年以前，也就是我讀研究生的最後一年，有一次，朱向前先生給研究生上課時，提到都梁的長篇小說《亮劍》。朱先生非常看好這部作品，言辭中露出難以表述的感慨，他揉著非常可疑地紅腫著的眼睛，唏噓若說：“確實感人，《亮劍》我連看了兩天才看完，這有我的閱讀經曆中是少有的緩慢。看到‘文革’那段的時候，我忍不住哭，家裏人叫我吃飯我都回答不了，說不之成話啊。”
我感到驚訝。如今，還有什麼樣的作品能夠讓一個職業評論家“泣不成聲”呢？我不大以為然地說：“您太誇張了吧？是小說煽情，還是您自己愛哭？”
朱先生無可奈何地搖搖頭，仿佛對自己也無計可施、愛莫能助，他坦白道：“我是愛哭。看小說看電視經常哭，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趕寫畢業論文，我一直沒有讀過這部讓朱老師難以自持的小說。後來問另一個同學，他頗不把握地說：“還算感人，但我隻在‘文革’的那個地方掉了眼淚，沒像朱老師那樣。”他似乎搞不清，他沒有流那麼多眼淚，是自己的原因還是朱老師的問題。
前不久，在一次審片會上，我終於意外地見到了“哭泣的朱向前”。那是一個由學院院長、副院長參加的隻有五、六個人的小型會議，播放的片子是朱向前的同班同學、著名電視製作人李荃執導的反毒專題片《與死神共舞》。片子中有一個細節，戒毒所裏，一個17歲的女孩在一份問卷調查中說，自己最渴望得到的是“父母的愛”，最大的心願是“與爸爸媽媽過一次生日。”影片的主題顯然是要告訴人們，吸毒不僅是一些法律案件，更是一個需要我們所有人關注和參與的社會問題。李荃高超的蒙太奇技術和他凝重深沉富有磁性及震撼力的旁白使他成功地達到了他的創作目的。
我意識到自己開始熱淚盈眶。院首長正巋然不動在我的前排，我怎能哭哭啼啼的呢。我趕忙將視線從熒光屏上移開，環顧左右，強迫腦子裏想著別的事情而不去注意屏幕上正在進行的悲劇。昏暗中，我忽然發現，坐在院長旁邊的朱向前先生抬著胳膊在擦眼睛。
觀片結束後的討論中，朱向前的眼角殘留著明顯的淚痕，說話也嗡嗡的，鼻音非常之重。按說，在這樣的場合，無論作為訓練部部長的朱向前先生還是作為一個男人的朱向前，部不應該讓自己過於動情。但此時此刻，朱向前與其說是一個舉重若輕、處亂不驚的領導，不若說是一個有著敏銳藝術感覺和深情的社會良知的普通人。一個真淳和善良的人。朱向前在散文《初心》中，曾提到過自己的貌似“脆弱”和“多愁善感”，他說：“我為此感到過害臊，但從不感到可恥。而且，我有多麼脆弱的一麵就有多麼剛硬的一麵，有多麼溫和的一麵就有多麼嚴厲的一麵，有多麼寬容的一麵就有多麼激烈的一麵。支撐這兩極的張力，其實都是一個東西，一顆未泯的童心。”
朱向前的“愛動感情”讓我想起他的“沒有感情”。我與朱向前先生初次相逢在十年以前。1991年冬天，我到北京參加總後政治部舉辦的一個業餘作者的筆會。朱向前先生受邀來做講座。那幾天的北京一直下大雪，天很陰，很冷，所以，朱向前的冷漠、倦怠和失意的情緒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朱向前穿著一件棕咖啡色的呢子大衣，懨懨地陷落在沙發裏，皺著眉頭，使勁兒抽煙。朱向前掃視了一圈畢恭畢敬坐了一屋子的基層文學愛好者，似乎很不情願地說：“有什麼好說的呢？現在的文壇……”他講話的時候，嘴角像被飯粒粘住似的，不肯好好張開。
當時，我還在西安第四軍醫大學教書，離北京很遠，離文壇更遠，對於那個構成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分水嶺的特定曆史時期的大氣候和小環境非常不熟悉，隻是覺得這個老師性情比較個色而已。我記得朱向前先生在對中國文壇做了尖銳的批評之後，用餘下的所有時間充滿激情地推薦了張承誌的《心靈史》——這是那一次發言中，朱向前惟一提及作者和書名的文學作品。朱向前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