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福州
世界很大，人事很多，因而文字和傳說的用途往往比我們想象的重要又大。1989年前，朱向前對時我而言沒有具體的形象，隻有一些散落的文字和傳說，有點像在曆史裏的一個人，一個影子，我知道他，關注他，但他感覺不到這些。第一次讀向前的作品是篇小說、叫《一個女兵的來信》，發在哪裏沒印象，我是在《小說選刊》上看到的，落的是兩個人的名，向前住前，在後的是聚寧。過上了那麼多年，找還清晰記得這麼多，隻有兩種情況：一是這小說特別叫我心儀，有點一見鍾情的意思，二是作者與我有種超出普通讀者的關係。當時我對小說好壞的判斷力還十分差，前一種情況有點說不通，而後一種情況倒是勉強說得上。首先看作者簡曆，就讓我有種親近感，因為當時我們的部隊都在福州；其次是我部隊上有個戰友，跟向前似乎很熟，他大大咧咧談論向前往事軼聞的樣子，一下了讓我覺得向前離我是那麼近，我要認識他幾乎是件輕而易舉的事，這個感覺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向前已經離開福建去了江西，才明白容易的事情已經被戰友的怠慢弄得十分困難了。幾年後，我也離開了福建，去了南京。離開的時間一年接著一年地增長，現在我和向前離開福州都已有十好幾年了，但我相信，在那個我們過去熟悉的城市的記憶中，對我的記憶或許早已煙消雲散，而對向前的可能在與日俱增。換句話說，同樣是離開，我的離開是消失，是人影同走，向前是人走，影子留在了那裏，而且隨著他日後身影的變大，影子也越發的大了。卡萊爾曾說過，人們都看重名人，經常把自己不多的珍貴情感獻給一個商標樣的名字，或者廣場上的一座銅像。卡萊爾還說，這是人類的一種病，其實對雙方都是不利的。我一方麵相信這說法是正確的，另方麵又相信人總是生活在錯誤中的。有時候，我覺得人類對錯誤的需要要超過對正確的，從伊甸園的說法看，人類甚至是由於錯誤才開始生生不息的。
福州是我留下記憶最多的城市，有點初戀的意思，留下的每一個腳印都是真誠而刻骨銘心的，但不一定都是正確的。應該說，在那裏我和向前本來是最好相識的，機會很多，條件也很好。但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的，因為容易反而會變得困難，因為近反而會變得遠。在我老家，有一句專門針對這種現象的俗語，用土話說跟成語一樣精練又有音韻，但轉換到普通話體係裏，成語的感覺已蕩然不存，剩下的隻是一點意思：住在碼頭邊的人是最容易搭乘不上輪船的。這句話就像根斷骨頭一樣醜陋，我簡直難以相信它是從我老家那句世代相襲而又妙不可言的俗語中變轉過來的。這也是我在文學之旅上的困難，我祖輩的智慧和精神難以順利地抵達大眾的心靈。幾年後，我在《青年文學》上看到向前一篇小說，也許是他最後一篇小說，標題記不全了，好像叫《地牯》什麼的，寫的是一個傻子抗日的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說極大程度地使用了土語。就文本而言，我相信這小說已寫到了極致，但就文學言，我又感到它跟文學本質出現了某些背離。這篇小說對我的意義相當大，就在於它讓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危險和可憐的處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實上就是這回事：想讓文學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牯》後，我放棄了多年的努力，並相信這種放棄是絕對正確的。說真的，這小說讓我看到最多的是掙紮，寫作的掙紮，閱讀的掙紮，包括我長此掙紮下去可能有的最好的下場。顯然，《地牯》成了我照見向前的鏡子，也成了我照見自己未來的鏡子，那樣子讓我感到很不對頭，我也就有了止步回頭的願望。今天，我多少懂得了掙紮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價值，也就是作家包括他創造的人物的內心是可以掙紮的，甚至掙紮得越充分越好，掙紮是表現，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這一切的文字，語言，敘述，是不能掙紮的。敘述上的掙紮會讓閱讀者的心亂跳起來，人物和故事的鏡麵也會由此四分五裂。可以說，《地牯》讓我提前幾年結束了疾病般的寫作。這時候，我尚未認識向前，但他比許多我認識的作家給我的還要多。這也應了一條文學定理：一個作家很難從另外一個作家身上或生活裏得到什麼，他隻能從作品、從文學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變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