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偏遠地區生活寫作，就意味著一個很長的生長期，我喜歡這種慢節奏，就我的個性而言遲鈍而笨拙，我不止一次發表過遲鈍的種種好處諸如此類的言論。話說回來了，偏遠地區的作者一直存在著被發現被承認這個問題。紅柯這個名字，在1996年1997年以前是大家很陌生的，在遙遠的天山腳下寫數百萬字小說，在內地刊物發表八十多萬字，你照樣是默默無聞的。作品和作者都有一個生長期，該成熟的時候就成熟了。用文學界的說法，1997年是“紅柯”走紅的一年，《人民文學》重點推出，《奔馬》《美麗奴羊》《過冬》《鷹影》《表》被大家看好，我的責編李敬澤還寫文章《飛翔的紅柯》發表在《作家報》《三秦都市報》，與此同時著名的軍旅文學評論家朱向前在《文學報》《小說選刊》發表《包圍與突圍》，談近幾年的短篇小說創作，《美麗奴羊》被作為重點評價。朱向前可能感到“紅柯”這個名字太陌生了，這是他的原話，接著又在《1997年中國文壇回眸》中讓紅柯再次出場，此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接著就是這一年10月在石家莊召開的全國青年作家座談會，我想象中的李敬澤是個中年人，走到我麵前的這個名編比我還小兩歲。朱向前是什麼樣子，我是無法想象了。讀過他有關朱蘇進、莫言、周濤、閻連科、柳建偉等人的萬炮齊轟似的長篇大論，其炮火轟擊超出軍旅，地方作者也波及不少。1998年我的小說集《美麗奴羊》入選“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朱向前是編委之一。
1998年，我的創作量是一百萬字作品，2000年獲首屆馮牧文學獎，在人民大會堂領獎時，一個膚色黝黑穿黑皮夾克的軍人與獲獎者握手，這就是朱向前，馮牧文學獎評委，回陝西後不久，接到《解放軍文藝》主編劉立雲的電話，一定要我給《解放軍文藝》寫些稿子，劉立雲也出席了馮牧文學獎的頒獎大會，朱向前告訴他陝西的紅柯如何如何，我的中篇《我的新娘在高原》發在《解放軍文藝》上，可能寫的太幹淨了，寫帕米爾高原的愛情故事，冰川與雪峰所閃爍的情感火焰是很難引人注意的，冰雪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少的聖物，後來又有一組寫西部的散文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我一直與軍旅文學有某種緣分，馮牧文學獎，評委中軍人出身的散文家高洪波，老前輩徐懷中，評論家朱向前一直關注我的創作。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在《收獲》發表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張鷹馬上打電話要出單行本。可能是西部以及草原文化的英雄意識容易引起軍人的共鳴。
2001年，我有幸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去紹興領獎，新疆的朋友韓子勇獲評論獎。在新疆時我們就認識，當時韓子勇在自治區宣傳部文藝處當副處長，我也是第一次參加自治區的文學會議，我躲在角落裏傾聽幾位青年作家痛說革命家史，那次會議惟一的亮點就是孟馳北老人與韓子勇的發言。韓的大意是我們新疆作家太懶寫不好，我怎麼評論你？我喜歡這種刀子般的言論，會下交談，原來韓子勇是奎屯農七師出來的。後來在奎屯我們又見過幾次：後來我們又一起在“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出書，彼此電話祝賀，在電話中韓子勇吐露真言，他的那本專著1994年第一屆就推上去了，朱向前打電話寫信要他修改，從第一屆一直修改到第四屆。整整四年，中途他都想放棄，朱向前又是電話又是一封封長信，直到定稿本的序言，一本厚重大氣的西部文學專著出來了，獲魯迅文學獎，韓子勇才與朱向前見麵。韓早年寫詩，後寫評論。這也可能是朱向前欣賞他的地方。朱向前也是寫詩寫小說，出有小說集，其中一個短篇發《青年文學》頭條，徐懷中老師的評論附後，衝擊當年的全國短篇小說獎，一票之差落選，有過創作經曆的評論家對語言的把握，對藝術規律的敏感更精確，更能洞察作家與作品中某些幽微的東西。這種經曆，使他在軍旅文學之外鼓勵支持了許多地方的作家和評論家。這也許是評論家的良知，是初心與正覺。
在紹興我們有了長談的機會，談到西部文學談到最初打動我們心靈的書《金薔薇》，讓他感動的是巴烏斯托夫斯基的一段話：“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如果一個人在嚴肅而悠長的歲月中，沒有失去這個饋贈，那他就是詩人或者作家。”
朱向前把這種情懷總結為童心養育文學。
《金薔薇》也是我的文學入門書，我欣賞的是巴烏斯托斯基對普裏什文的描寫，農藝師離開莫斯科，背著背囊到西伯利亞到飛鳥不驚的地方去了。我就是懷著這種夢想到中亞腹地度過十年詩意的生活，然後回到故鄉寫出詩意的文字。得到師長們的激賞，乃人生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