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和一張臉孔有關。我從來沒見過那張臉，卻能夠辨認出來。現在回想起來，那種感覺並不舒服。有人遞了杯杜鬆子酒給我，其實我當時已經喝多了。我看到自己握著注滿酒的杯子，除了那張臉之外，我什麼也不記得。而現在我站在書店門口，前額抵著門的玻璃，一邊伸出腳去踢門。他們得放我進去。我不知道自己在這裏站了多久。我離開過這個世界，然而如今歸來的感覺並不好。為什麼沒有人開門讓我進去？我又踢門了。來往的行人穿越我身後的人行道，可是我沒有回頭，自顧自地把臉貼在玻璃上，鼻尖擠到變形，眼睛瞪著一排排的書看。書店裏光線昏暗，戶外卻十分明亮。早晨的陽光暖烘烘地照著我的後頸，但我不敢回頭。那杯杜鬆子酒已經是昨天的事了，而且離奧斯陸市中心的這條街道相隔甚遠。
有人輕咳了一聲，說：“店裏應該沒人，可能還太早。”
我認得這個聲音，說話的是在隔壁擺書報攤的女人。她站在我的身後。就算在六月周末午後的人群當中，我閉起眼睛照樣能在亞克布魯格大街上認出她的聲音。從一九八一年起，我一直都在她這裏買派特歐香煙、《日報》和“便餐”巧克力棒。接著我才想起來，我已經不在這個地方工作了，而且至今有三年之久。我穩穩站直身子，屏住呼吸，等著她走開。停止呼吸是個不錯的方式，因為我每吸一口氣，側胸便會跟著隱隱疼痛。但我還是得呼吸，我的喉嚨——或是更深一點的地方——嘎然作響，肋骨邊立刻出現一波痛楚。一定是肺癌，罹患肺癌讓我很難過，此外，我可能不會久留人世。
我身後的聲音消失，所以她應該是走開了。接著我開始哭泣，我把鼻子貼在玻璃門上往店裏看，發現自從我離開之後，書店更具規模，麵積擴張了些，也添了好幾座書架來擺放更多我不可能閱讀的書——因為我即將死於肺癌。
我四十三歲。我父親在這個年紀才生下我，他一輩子沒碰過香煙，隻在星期日晚餐喝個一品脫的酒來慰勞自己。他說過，身體應該是一座生命的殿堂，而不是漆成白色的墳墓[1]。他生前擅於拳擊，還是個滑雪高手，當他深呼吸時，空氣可以直達肺部，而且一點也不會痛，因為那個年代的空氣幹淨多了。他隻有在感冒的時候才會咳嗽，而這種情形極為罕見。他已經過世，肇事者並不是他本人。但如果我現在死了，絕對是我自己的責任。這是我們父子之間的差異，而且相當懸殊。
我一邊咳嗽，一邊低頭看自己的雙手。這雙手有種莫名的空虛，肮髒的手掌上有擦傷的痕跡，但是我不覺得痛。我的手上有傷痕。隨後，我想起了一堵粗糙的灰色高牆，我跌落時曾經伸手攀住圍牆，接下來我又想起了泳池寧靜無波的水麵，加了氯的藍色池水下方有黑色的水道線。那是座還沒開放的公立遊泳池，裏麵很安靜，有個一身白衣的男人從池畔走過，我試著回想自己究竟是站在哪個角度來觀看這座泳池，但是我想不起來。我出現在所有的空間當中，像上帝一樣無所不在。我可以清楚看到牆上的鍾，但是讀不出上麵的時間。角落上有一棵棕櫚樹。我猜，這地方應該是畢斯列的大浴室，灰色的外牆是畢斯列體育場。但打從我十歲時和父親一起去看洛佛司隊在足球場上以二比零擊敗渥勒雷釀隊之後，就沒有再到過畢斯列體育場。當年，父親在球賽結束之後備受打擊，在回家的路上一句話也沒說。
灼熱的太陽曬著我的後頸——如果不是這樣，就是有什麼東西燒了起來。今天可能是星期天吧。我不記得了。我隻看到自己映在玻璃門上的雙眼以及門裏的書，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
“去看看今天的天氣怎麼樣。”每到星期天早上，父親都會這樣說。我總是會從下鋪起身走到窗邊，拉開厚重的窗簾，越過結霜花朵看向遠處。
“出太陽了，”我說：“晴朗的好天氣。”
“晴朗，”他說：“真他媽的見鬼了。”
“真他媽的見鬼了。”我也跟著這麼說。白雪亮得刺眼，煎培根的香氣一路從樓下往上飄，這表示他在幾個小時之前就已經醒了，正在打點滑雪板和背包。這會兒，東西應該已經擺在走廊上了，背包的側袋裏放了保溫壺和三明治，裏麵有備用的毛衣和襪子、滑雪板用的蠟刮，他總是擔心突發的融雪或溫度驟降，所以還準備了三塊滑雪板蠟。此外，我們兩兄弟各有一隻柳橙，如果運氣好，說不定還有巧克力棒。每個背包少說也有二十公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