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一次和他說話是在電話上。他病了。癌症，但是手術很成功，他的身體也好多了。那天是星期四，我在當時受雇的書店裏接到他的電話。我們很少講電話，那是僅有的幾次之一，多半是我主動撥電話找母親問事情或是請她提供意見，通常他會接電話，但是沒說上幾句，便會把電話轉給母親。
那個星期四，他說：“嘿，我是你老爸。我們大作家的進度怎麼樣了？”接著他笑了，笑得有點尷尬，而且突然就停了下來。
當時他七十八歲，我三十七，我站在櫃台後麵手裏拿著話筒聽他說話，雙眼茫然地直視前方，這種感覺很奇怪。書店裏到處都是書，顧客也不少，但是我什麼都沒看見。我的同事稍後對我說：“你臉上的表情很奇怪。”
“嗨。”我向他打招呼，“進度嘛，”我說，“還可以吧。”我身邊堆了好幾箱從美國寄來的書，全都是雷蒙德·卡佛的作品。他在兩年前死於肺癌，享年隻有短短的五十年。我們計劃舉辦一場紀念展，展出卡佛所有作品的新版本。我手上剛好拿著一本卡佛的作品，書名是《我打電話的地方》。
“你在哪裏打電話？”我問道。
“在家裏，”他說，“站在走廊上。”我立刻可以想見他站在走廊上的畫麵，我一向覺得走廊牆上白金兩色的條紋壁紙沒什麼品味，二十年前我還住在家裏時就有這種感覺。他站在鏡子旁邊，小桌的抽屜拉了開來，電話簿攤放在他的麵前，這是因為我雖然已經在書店裏工作了十年之久，但他到現在還是記不得這裏的電話號碼。我本來和他一樣在工廠工作，做了六年之後，我才來到書店。不過，到工廠工作是我自己的決定，反觀他，卻從來沒有別的選擇。
複活節快到了，他們要一如往常，在星期六搭渡船到丹麥，他說：但是船票有問題。他似乎有些困惑。他們原本訂的船被瑞典人買下，當作難民安置處，所以他們得改搭另一艘船。當他打電話到船公司詢問的時候，接待人員和他一樣摸不著頭緒。到底會不會照計劃開船？我有沒有聽到什麼消息？難道我不是要和他們一起去嗎？
我忘了這回事。我本來應該要和他們一起去的。母親在某個早上打了個電話給我，說：“你就一起來吧，如果費用有問題，我幫你出船票。”
“我自己有錢。”我說。
他們要帶很多東西，而且必須趁這個春天處理不少工事，而他已經沒辦法承擔太粗重的工作了，比方說，老舊的柳樹圍籬得修剪，有株雲杉必須先斬斷樹根，用繩索拖倒再劈成柴火。另外，有些東西要清運，他們沒車，更慘的是，也沒有駕駛執照。
“你爸爸老了，”她說，“你聽得懂我的話嗎？我不想讓他一個人做這些事。”但他一向很老，同時也很強壯，我幾次試著要幫忙，結果卻被他推到一邊，他會說：“這算不了什麼。”
那不是真的，該死。我至少學到了這件事：任何事都稱得上是“一回事”。問問俳句名家鬆尾芭蕉就知道了。
但這時我回答：“當然，對，我會一起去，我帶兩個女兒一起去。”事後我才知道我兩個弟弟也要一起成行，如果他想找幫手，那他們可以扛下那些粗活。如此一來，母親可能得另找個理由來對我施壓。接著，我把這件事完全拋到了腦後，而讓雷蒙德·卡佛填滿了我的生命。
“呃，你還在聽嗎？”我說。
“在，我在。”他說。
“我臨時有事，”我說，“禮拜一之前走不開。”這是個無傷大雅的小謊，我一說出口，就希望自己沒講這些話，因為這次打電話來的人是他，這讓我真的很感動。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在過去，他從來不曾讓我感動，至少我完全沒有這種印象。但是我不可能在兩天之內買到船票，尤其是買到複活節前夕那個周六的票。這下子我真的想一起去了。我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感覺。我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我還是會去，”我說，“我會去借車，然後從戈登堡走。我相信你手上那些船票一定不會有問題的。你既然沒聽到任何變化，那麼船公司一定有船可派。”
“那好吧，可能是這樣。”他的聲音像個迷失方向的老人，聽得出其中的猶豫。對話結束了，我們都明白。我相信他知道我在說謊，在當時，那種感覺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