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趙樹理，這位國內外都享有盛譽的作家，以“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的光輝形象走過其坎坷又絢麗的一生。在他極富有魅力的一生中，為人比為文更感人。他雖以大眾文學通俗易懂的作品而名揚四海，但留給人們更多的是他對於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關注與鍾情。在他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能夠匡濟天下為己任，臧否國事，了切民痛，不計個人的利益得失，以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觸及社會問題的最痛處，終將“問題小說”作為反映農民生存問題的文學經典留給了世界。“寧願不當作家，也要為農民說話”的至高境界至今還感人肺腑，沁人心脾。按理說農民生存問題不是一個孱弱文人能夠承擔得起的責任和使命，然而趙樹理卻自覺與勇敢地承擔了，並為此無怨無悔地奉獻其畢生，在其人格魅力中更多彰顯的是傳統文人的“士”者風範。一種對於道德的推崇與親農情感的堅守，對於正義的維護與邪惡的批判以及自我人格完善的追求，都充滿著傳統“士”人的精神氣質。
首先，能克己守禮，理性地節製自我，呈現出傳統“士”人的清廉形象。
在中國，“士”作為一個群體和階層，最早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曆史的不斷演變，“士”有著不同的範疇、不同界說以及不同的精神內涵。但是“士”作為官爵貴族，在社會上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階層，到宋以後逐漸退出了曆史舞台，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士”階層便成為了中國漫長曆史的中堅力量，為曆朝曆代的政治社會的穩固，提供著源自文化的保障。雖然道、墨、儒、法、名各家各派對於“士”的成長與成熟有著不同的影響作用，但是儒家思想中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內涵卻為傳統“士”人的理想追求提供了保障。比如：孔子以“士誌於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以及“學而優則仕”等思想，不僅影響著“士”人的人格構建，也為“士”人自強不息、完善自我的精神家園構建理想平台。台灣學者餘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文中說：“中國知識階層剛剛出現在曆史舞台上的時候，孔子便已努力給它灌注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為此，這些“士”階層中的大多文化名流，無不是天下之治的實踐者。當曆史盛衰變換的危急時刻，他們總能上下求索，預告危急尋求良方，以匡濟天下與挽狂瀾於既倒的救世熱情，表現出自我的存在價值與自信。特別是追求完善的人格理想，以學識為憑借，重名望，重風骨氣節，重學識才能，恪守封建綱常禮教。以修身、正心、齊家、治國為標榜，臧否國事，關注民生，砥礪名節，重於操守。一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風骨氣節與“克己守禮”的君子風範，成為世代文人傾力效仿的典範與楷模，影響著後人的行為意識與道德情操。
20世紀前半葉，社會矛盾迭起，國弱民窮，內憂外患。出生在這一時期的趙樹理，雖出身貧寒，但儒家“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也使平民階層的父輩們懂得“念書人腿長，說上去就上去了”（指當官），因而祖父讓其四歲開始認字，六歲背誦四書五經，十一歲進“私塾”，讀了不少孔子的書。受封建禮教和宗教格言的教育以及父親算命打卦看風水又精通民間音樂、地方戲曲等的影響，使趙樹理對知識與藝術產生好奇。在祖父輩光宗耀祖、建功立業的訓誡中，特別是祖父希望趙樹理從小接受“知書達理”，“學習聖賢仙佛、維持綱常倫理”，信守“敬天地，禮神明，守王法，尊師長”的傳統文化熏陶，使他很早就懂得恪守傳統道德與是非曲直的道理，懂得遵循父母之命，本分做人的生存之道。新中國成立以後，在長治第四師範的“洋學堂”裏學習，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和同學一起鬧學潮，反封建禮教，這是趙樹理崇尚傳統“士”文化中“入世”思想的認識和行為實踐、最富有個性化表現的完美詮釋。他注重傳統文化，卻有著獨特的個人價值取向。他是共產黨員，極富有傳統“士”人的精神氣質，而絕非傳統“士”人。他信奉為人民服務的新思想，認同“公民意識”，因而始終以人民公仆自居。所以關乎君子大節，樸素節儉，忠、孝善良的傳統道德約束，在他身居高位且成名之後，仍然沒有絲毫改變。
比如，趙樹理崇尚儒家的“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種粟而後食”、“織布而後衣”的思想，在獲得高級文職官員的縣長地位之後，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農民出身，依然布衣裹身，讓人看上去“還是一個純粹的農民，是一個從俗流的眼光看來十足的鄉巴佬”。既使生活在首都北京，還保持著常吃家鄉飯，愛睡硬板床的習慣，甚至有鄉親來訪也會親手和麵、生火，和農民朋友席地而食。他心裏裝著農民，因而會在吃青菜的時候也“能感到青菜中含有硝質的澀味，以最原始的樸素方法，用一張草紙在菜湯裏浸透，再將草紙貼在牆上，看能不能變成一種較好的打火紙”，為家鄉農民尋找致富門路。他是全國作家中第一個提出調整雙重待遇，卻帶頭放棄工資，隻靠稿費生活的作家。也是最早將自己的子女從生活條件十分優越的北京，送到艱苦的農村，在鄉下接受勞動鍛煉的父親。他的作品《三裏灣》出版後銷量很大，版稅極高，連時任副省長的朋友王中青也認為他“這一次發財了吧”。美國作家貝爾德覺得趙樹理“出了這麼多書，一定是個很富有的人”。趙樹理卻認真地對他們說：“這是我應該做的工作，我們是不談稿費的。”趙樹理低調做人和勤儉樸素的作風始終如一，要求家人和子女也不例外，孩子們上廁所用的手紙，必須是他寫過和用過的廢稿紙；他坐公車進城辦事，不許家人搭乘順車；在家裏打電話不允許拖延時間，強調從細節處養成節約的習慣等。趙樹理這種對清廉操守和傳統美德的維護，是典型傳統文人“持身端嚴”思想上的自覺，卻也導致他對個人生活質量的忽視，在將自己置於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驅使之下，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和主人公精神，會使趙樹理毫不憐惜地犧牲個人作為普通人所應有的生活情趣和享受，儼然保持著嚴以律己的君子姿態，這就是趙樹理有別於傳統“仕者”的“公民意識”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