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趙樹理有“為知己者死”的精神，表現出“士”人為君所用的理想。
一度時期，人們對於趙樹理是“時代的歌手”給予不同反響和質疑。趙樹理懂得農民的愛憎，熟悉農民的喜、怒、哀、樂，深諳農村文化與文明的局限性，因而創作出許多群眾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學作品，為實現“奪取封建文化陣地”也不惜當“地攤文學家”，並將一生都為其付諸行動。可是他的“隻要群眾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的創作理念，仍然被打上“時代歌手”的烙印，難以消除他為政治服務、為政策宣傳、為時代所用而被叫紅的質疑。如今，歌手的時代已經遙遠，但十分耐人尋味的是，趙樹理的作品仍在家喻戶曉中耳熟能詳。作品中那些“圪溜嘴”李有才，半人半神的“三仙姑”，“大名片”閻恒元，“吃不飽”的李寶珠，“翻得高”的範登高，“糊塗塗”的馬多壽，“實幹家”潘永福以及“不宜栽種”的二孔明等等傳神人物與鮮活形象，至今仍還能如數家珍久縈於懷。那麼，是什麼力量和原因讓這位以群眾的利益為己任，以強烈的救世熱情並非一言利己的人民作家，卻擺脫不了“歌手”的質疑？
在傳統的“士”文化成長的記憶中，那些具有敏感觸角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群體，每每國難當頭，民族存亡時刻，都會以拯救危難的英雄氣概，身先立足於時代前茅，以實現“有為身名，有為天下”的遠大抱負和治平理想的巨大衝動，彰顯他們救世的警覺和入世的熱忱。他們會把每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曆史機遇，作為他們實現自我，立足於天下之治的契機，以“進則攘臂以治亂，退則治學以培道，先覺以覺民”的勵誌胸襟，一次又一次創造出由衰轉盛的時代奇跡，激勵著曆代有誌青年的心。像這樣“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則佑天子，宰製萬物；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的先賢們圖精之治的鮮活記憶，在中國曆史上數不勝數，對後人的影響也可謂深遠。
趙樹理成名在中國“左”傾思潮興盛的20世紀中期，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學是主流，大眾文學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學的藝術形式。以民族獨立的大眾立場來關照抗戰現實的每一個角落，又是當時作家的頭等任務。關注民族存亡，和民眾同呼吸共命運，是時代賦予作家的使命。由此，無論當時的文藝政策和方針是如何激進，但新文藝與戰爭的結合，使現實主義創作無論如何也得適應客觀形勢及戰鬥的需要。趙樹理是被共產黨從苦海裏拯救出來的知識分子，應該從心底感激和擁護共產黨的，而他要為老百姓謀利益的願望又和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相一致，因此他才會“朝聞道，夕死足矣”。當他明確什麼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思想時，相信他的出發點是在知恩圖報，不願意放棄一切能為國家貢獻智慧和才能的機會，不願意放棄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並積極要求加入黨組織，從行動上和黨保持一致，從而實現他能為父老鄉親謀得利益的願望。相信這也是當年所有滿腔熱情的文學青年的理想和初衷。因此“土地革命”也好，“大躍進”也罷，隻要是黨的號召與方針政策，隻要趙樹理聽得明白，他都會服從指揮積極參與宣傳。因而他的作品才會為勞苦大眾而寫，既通俗又易懂，老百姓喜聞樂見，被時代確立為是最具有“表現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人民作家。
從表麵上看，趙樹理是時代環境推上文學藝術舞台的明星，因此他的作品充滿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學的味道，張揚著“大眾文學”新思想的旗幟，這是當代政治意識形態與民間文化傳統不謀而合的結果。實質上，從趙樹理極富有反封建意識與平民審美情趣的作品中，我們發現，那些被憂患意識浸泡的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才是這位新式師範學校畢業，熟讀過“諸子百家，經史古籍”的學子，建功立業、渴求有用於世的心態的表白。儒家倡導經世致用，興邦治國以及傳統士人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誌，使這位農民家庭出身的學子，在文化傳承與價值取向的自覺中，完成了立誌踐行與救民於封建文化桎梏的雙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