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堅守“道義”敢於直諫，追求個性獨立，有“士”人堅定不移的意誌。
在傳統文化中，對於“道”這一概念的強調，是傳統“士”文化特質的要求。盡管儒、道、墨、名、法各家對於“道”有著不同的詮釋，但眾說紛紜的“道”大可解釋為某種社會、人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因為對“道”的堅守蘊含是否敢於直諫的內涵。知識分子之所以敢於秉筆直書，既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釋然，也是“士”階層以道德為最高信念，而不畏權貴以舍身的人格體現。
新中國成立以後，趙樹理以滿腔熱情投身於愛國家愛人民的實踐當中，以手中之筆反映黨的政策和惠澤，創作出大量農村題材的鄉土文學作品，被譽為是寫時代精神的“鐵筆”、“聖手”。然而，這位以真情實感想把共產黨的政策、思想溶入老百姓心裏的作家，卻發現好的政策往往達不到好的預期效果。“大躍進”中有虛假風、冒進風的泛濫；“人民公社”沒有讓人民獲得最好的收益，老百姓口袋裏缺少糧食，特別是對一些領導幹部虛報農業產量，瞎定躍進指標，下級哄騙上級，地方哄騙中央的官僚作風，嚴重傷害了黨的形象與黨群關係。為此趙樹理給予了基層有些幹部以嚴厲斥責，仗義執言：“你這個書記隊長坐穩了，老百姓口糧沒有了——”，“你們這樣不顧群眾死活地瞎鬧，簡直是國民黨作風”以及這是在“放衛星行為”等等。諸如此類的公然抵製與批評，不懼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得罪了一些為“政績”而坑害百姓的地方官員。更為獨特的是，趙樹理在合作化時期的勞動實踐中發現，黨在農村實行的征購政策有偏差，不僅寫文章《進了高級社，日子怎麼過》反映“征購偏高，又不固定死，影響了農民的生產情緒”，又直言進諫“萬言書”（《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上書黨中央，致使自己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就成了“造反派”批判鬥爭的對象。朋友王中青無不痛心地說：“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因了他反對黨內一些極左傾向的錯誤敢於直諫引起的嫉恨和報複。”
在那個具有創造價值的年代，真正清醒的知識分子，理當呈現“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的雄心壯誌和意氣風發的精神麵貌。在社會主義初期發展時期，趙樹理仍然表現出濃烈的知識分子憂患意識，他身先力行，認為這是作為一個黨員應盡的責任和作為。黨員就是要在黨和群眾關係出現緊張的關鍵時刻，能夠向黨組織如實反映情況，提出問題並協助解決。能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這是對黨負責，對老百姓負責，也是他作為作家、兼任縣委副書記應盡的義務。因此，他的小說被他稱之為是“問題小說”，他像先賢“士”人們那樣，為“興起人之善氣，遏製人之淫心”疾聲呼籲，直言進諫，揭示民痛，不畏權貴。就是文藝倡導寫英雄的時代，他也能致力於普通群眾，寫中間人物，寫落後現象，像作品《鍛煉鍛煉》中的“小腿疼”、“吃不飽”那些靈動鮮活形象，以諷喻的筆法，描寫農村一些落後幹部和農民，揭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民生隱患。這種特立獨行的品格，顯示出趙樹理有“士”人為真理而掙紮不屈的意識。他敢憂敢憤、敢有作為的思想追求，是新時期知識分子熱忱報國的精神體現。因此可以肯定地說，趙樹理受傳統“士”文化的影響，使他的精神氣質更趨於做人的完善，而不是牽強附會，空穴來風。趙樹理那種對正義的熱愛和人格完善的追求，能在他的傳世作品與經典人物形象中重現，使得他的死和他的生一樣輝煌，永遠值得人們景仰。
但是，因了趙樹理的“鄉願”情結太深，致使很多人對於他難能與所謂的大知識分子相提並論。因了趙樹理的為君所用理想，致死他也無法理解人們靈魂被桎梏的真正原因。雖然傳統“士”人代表著的社會良知，代表著中國人的價值認知的基本屬性，趙樹理以高風亮節的人格魅力和自己獨特的價值取向來引領世道人倫，使他的文學成就，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使他的人品，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所有知識分子學習和仿效的楷模。但是，趙樹理不是聖人，他熱愛生活卻最終被生活所累；他鍾情於他的事業，卻最終被事業所羈絆；他尋求精神自由的空間，卻把“現實”同自己的意願對立了起來；他試圖以“忠”來擺脫心靈的恥辱，其結果卻與當時的政治要求相違背；他有著傳統“士”人堅貞不屈的意識，卻沒有傳統“士”人變通的靈活。我們在為此遺憾的同時隻能為趙樹理的思想與精神自豪，因為，趙樹理的思想境界遠遠超越了他的出身和職責，而讓世人享受不完、用之不盡的是他的精神魅力。所以我認為，不斷創新性詮釋趙樹理的作品及思想曆程，是今天緬懷他的人們仍然需要為之探索與思考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