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強
李商隱（813—858），字義山，號玉硏生，又號樊南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出身於小官僚家庭。九歲喪父後，奉母歸鄭州。不久，義山隨從叔習古文和書法，希望能振興家道。十六歲時著《才論》、《聖論》，以古文為士大夫所知。十七歲時被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辟為巡官，從此，開始了斷梗飄蓬般的“薄宦”生涯。牛黨令狐楚愛其才，教授駢文，並令義山與其子令狐等同遊。此後八年，除有短暫時間的宦遊外，義山一直在令狐楚的幕中。大和九年（835）前後，義山赴玉陽山、王屋山一帶隱居學道。開成二年（837）應舉，經令狐引薦登進士第。次年，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中，茂元愛其才，以女相嫁。是時，朝廷牛李黨爭激烈，王茂元屬李黨，義山婚娶茂元之女，因之，牛黨以“背恩”詬病。
義山素有大誌，無意中卷入牛、李兩黨傾軋的漩渦，為他仕途上的失意埋下了伏筆。後人以“虛負淩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崔玨《哭李商隱》）評價義山，應該說是深中肯綮的。婚娶茂元之女後，義山雖曾有任秘書省正字的經曆，但大部分的時間卻浪跡於幕府。頓挫中總想奮起，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政治上的落拓與不甘寂寞的情懷擰結在一起，遂使他不得不穿行在入世進取和消極避世的兩條道路上。從大的方麵講，義山善於將個人的不幸與時代風雲的變幻糅合在一起，善於從個人的際遇入手反映現實，這一表達折射到其詩歌創作方麵，不但曲折地反映了唐王朝走向沒落時的政治麵貌和社會麵貌，而且還刻上了深深的個人烙印。換言之，徒有壯誌、身世零落與關心國事的契合，使義山的詩帶有強烈的政治要求；欲罷不能與欲言又止的結合，又使義山的詩生發出朦朧的意象。
義山是晚唐最傑出的詩人，現存詩歌約六百首，詩歌題材廣泛，然而，無論是吊古傷今、寫景抒情、即事名篇，還是寄寓身世、吟詠愛情，都給人以不盡的遐想和享受。義山詩長於比興，運典工巧，語言凝煉。無論是讀其詩想其為人，還是讀其人評品詩格，都給人以不盡的享受。義山善於攝物取象，善於以物象摹寫心象。與同時代的詩人相比，義山攝物取象總能翻出新意，給人以別樣的感受。究其原因，我以為，這與義山對語言的獨特理解和把握有密切的聯係。一般來說，為文之道在於簡潔，在表述時應盡量避免語言的歧義。這自然是對的。然而，語言的豐贍性又不是言語的單一表達所能容納得了的，它需要在更高的層次上思考歧義性（模糊性）對語言豐富性的承擔。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義山舉重若輕，在以物象摹寫心象的同時，又以心象反觀物象，通過對語言歧義性（模糊性）的發掘來承擔難以表述清楚的思想。人們常說，思想大於語言。這是因為語言作為思維的外殼代替不了思維，思想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是任何語言都無法描摹的。義山似乎深知其中的奧妙，他善於利用語言的歧義性或模糊性來表述豐富的思想。由此及彼，當語言的歧義性（模糊性）與物象進而是心象混融在一起時，由此來追究義山的藝術世界，產生撲朔迷離而又應接不暇的感覺則是必然的。義山詩深沉蘊藉，其象征性和暗示性與他對語言的獨特理解息息相關。因暗示而朦朧，因朦朧而象征，因象征而產生多義，因多義而令人捉摸不定，因捉摸不定而耐人咀嚼和尋味，從這一意義上講，義山詩氣韻宏肆、傷感沉鬱、綿邈悠長、深惋淒麗、蘊藉含蓄的多樣風格，是因義山對語言的獨特理解和把握而形成的。
總之，李商隱的創作實踐證明，詩歌的語言不必明了單一，帶有歧義的詞語，更善於表現複雜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