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剛印書問世時，一般人紛紛議論，說我是跑野馬，帶不住了。有些評論家認為這部作品以短篇故事開場，結果卻超過了作者駕馭的能力。還有一二位發現了內在的證據，這倒使他們覺得怪有趣似的。他們指出敘述體受限製的諸點。他們申說，無論要叫誰那樣滔滔不絕地盡講，讓旁的人們傾聽這麼許久，怕是辦不到的。這是不大可信的，他們說。
對於這一層，我差不多縈回思索了十六年的光景，還是不很以為然。我們知道，無論是在熱帶或是在溫帶，人們往往坐到深更半夜，“輪流著講故事”。如今這不過是一個故事罷了，何況屢次打斷了話頭，多少可以讓人鬆一鬆勁，養一養神哩；至於聽眾的耐性，那就不得不承認一個先決條件——這故事確是有趣。這是不可少的初步的假定。倘使我並不相信這確是有趣，我也決不會動筆寫了。單就精力能不能撐持這一點說，我們都知道，國會裏有些演說辭發表時並不止三個鍾頭，倒幾乎占了六個鍾頭呢；可是這本書裏麵馬羅講演的那一部分，我敢說到不了三個鍾頭就能高聲念完了。再呢——雖然我把那些無關緊要的枝葉都絕不容情地刪掉了——我們不妨假定，那一夜總該備些茶點的，不管什麼礦泉水來一杯潤潤講演人的嗓子。
可是正經說呢，實際的情形是，我最初的意思不過想把那條載送香客們參拜聖地的大船編一個短篇故事而已，此外別無奢望。那倒是嫡出的初胎。然而寫了幾頁之後，不知怎麼一來，我覺得不甚滿意，便將寫好的幾頁擱置了一些時候。直到去世不久的威廉·白勒克烏先生又為他的雜誌向我索稿，我才從抽屜裏取出那幾頁來。
那時候我才恍悟這條香客船的穿插，用於一個不羈的飄泊故事，倒是很好的開端；而且這也是件緊要的事變，讓一個單純而敏感的人物遇著，更能渲染全部“生存的情趣”，那是可以想像得出的。但是這一切寫書前的心情和激奮情緒，當時卻很模糊，如今過了這麼許多年之後，我也並不覺得比當時清晰。
我擱置在一邊的那寥寥幾頁，在主題的選擇上，不無相當的重要。不過全部都是仔仔細細重新寫過一道的。當我坐下執筆時，我明知這會是一部長書，雖則我並沒預料到這會在白勒克烏先生的雜誌上展拓了十三期的篇幅。
我有幾回被人詢問這是不是我最喜歡的我自己的一本書。我是個極端反對偏愛的人，無論在團體生活，或是在私人生活，甚至在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的微妙關係上都這樣。照原則上講，我並無所特別寵愛；但是假使有人對於我的《吉姆爺》表示特別好感，我也不至於覺得不快和生氣。我決不會說我“倒有點不明白……”。決不會！可是有過一回，我不禁疑惑而且驚訝了。
我的一個朋友從意大利回來，他曾同那兒的一位婦人談天，她不喜歡這本書。不消說這使我頗引為遺憾，但是使我訝然的是她不喜歡的理由。“你知道，”她說，“這完全是變態啊。”
這話給了我一個鍾頭苦思默索的資料。最後我得到這樣的結論：縱使在某種程度上承認這主題本身對於女子們平常的感受性未免有點隔膜，可是這位女子決不能算是意大利人。我詫異她到底是不是歐洲人呢？無論如何，拉丁氣質的人民，見了旁人深刻地意識著失掉的榮譽，決不會覺得是變態的。這樣的意識也許是錯誤的，也許是正當的，也許不免有矯揉造作之嫌；或者不妨說，我的吉姆並不是十分通俗的典型。但是我能對我的讀者們大膽保證：他不是從冷酷而牽強的思考裏產生的。他也不是歐洲北部陰霧迷蒙的天地裏的人物。一個晴朗的早晨，在東方海港的平常環境裏，我看見他的形體打近邊過去了——懇摯、淒切——深沉、奧妙——如在五裏霧中——嚴守著緘默。該如此，便如此了。我盡了我所能有的同情，要替他的意義尋覓適當的字眼。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個”。
約·康 19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