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有很多的大家。
大家既與偉大的文學家不同，亦與著名的文學家不同。
偉大的文學家，例如杜甫、曹雪芹等，他們的成就和曆史地位要比大家高。
他們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第一流的文學家。
著名的文學家，例如李商隱、王實甫等，他們有著不同的各自擅長的領域，或以詩名，或以戲曲名。
他們不妨簡稱為名家，其實也就是僅次於第一流的文學家。
那麼，什麼叫做大家呢？
我心目中的大家，是那些文壇上的多麵手。在他們生前，為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在他們身後，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有價值的文化遺產。
而李漁，我認為，他就是這樣一位大家。
是大家，就值得我們認真地從不同的方麵、不同的層次去深入地研究他。
我曾和同道交換過意見，我的這個膚泛的看法獲得了他們的讚同。
老友美國韓南教授的專著《李漁》，另一位老友日本伊藤漱平教授的幾篇關於李漁小說的論文，都給了我不少的啟迪。在我的指導下，我的一位學生的學位論文以李漁小說為題，最後出版了專著《李漁小說論稿》。
有幸先後讀到書瀛兄的兩部出色的專著《論李漁的戲劇美學》和《李漁美學思想研究》，獲益匪淺，這使我開了眼界，對李漁有了新的認識：他不僅是小說家、戲劇家、詩人，還是一位有見解、有成就的美學家；他涉及的不僅有戲劇美學，還有園林美學、儀容美學等等。
感謝書瀛兄以他深湛的學力、紮實的功底拓寬了李漁研究的空間。
二
書瀛兄是我在文學研究所的同事。不過，他在文藝理論研究室，我在古代文學研究室。平時來往不多，卻維持著深厚的友誼。
在“文革”之前，我隻知道他的名字，卻沒有認識他的機緣。在文革中，我跟他也隻有少許的接觸。對他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卻是在文革之後。
最初把我們兩個人聯係到一起的是文革，以及所謂的“516”。
那是在1970年的某個夜晚，在七號樓的某個房間裏，辦公桌的一側坐著兩個人，一位是工宣隊員。另一位是所內的某同事，此人當時的身份是專案組的成員。在他們的對麵，靠牆邊，站著一個人。坐著的是審問者，站著的是被審問著。
那個站著的人不是別人，是我。
審問的內容照例是：你什麼時候、如何參加“516”組織的，履行過什麼組織手續，填過什麼登記表，同時參加這個組織的還有些什麼人等等。
我沒有作出任何的回答。因為在這之前，我早已在非正式的所謂“隔離審查”中無數次地回答過類似這樣的問題了。隻不過這次、在這個時間、在這樣的場合，多出了一個提問：你們的隊長到底是什麼人？其實我對這個組織根本毫無所聞，說我參加該組織也根本是莫須有之事。因此，我沉默以對。我憑良心行事，一不想撒謊，二不想陷害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