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號去過一趟。
這其實是老門牌，現在早不這麼叫了，這裏曾是中國作協和全國文聯的舊址，人稱“文聯大樓”，多年前也早改為商務印書館的辦公地點。我去幹什麼，記不清了。隻記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驅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樓半的台階，輕輕地推開那扇久違了的大門。門開的一瞬，我幾乎有點眩暈。我很害怕地窺探著，尋找著，希望它最好麵目全非，不再是什麼小禮堂。但它好像還是禮堂的模樣，格局未變，新主人連起碼的裝修也沒搞，一股熟悉的陳舊的氣息撲麵而來。大廳裏沒有人，很空曠，我甚至覺得很荒涼。驀地，我的耳畔響起了怒吼聲、咆哮聲，然後，是什麼東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轟的一聲巨響。我趕快逃也似的返身跳下樓梯，衝出大門，直衝到繁華的大街上。大街平靜如故。車流和人流無知無覺地移動著，像無始無終的時間。但這並未減卻我的緊張，我的心還在撲撲地跳。
到底怎麼了？我模糊意識到巨響聲屬於幻覺，且來自遙遠的時空，但我還是條件反射似的驚跳起來。我試著整理自己的思緒，好久才平靜下來，想起了與這座禮堂連帶的好多往事，還有那巨響聲的由來。
我是一九六五年分配來這裏的，那年我二十二歲。還在學校圖書館翻雜誌的時候。我就感到驚訝，為什麼好多權威性的文藝刊物，像《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劇本》、《戲劇報》，還有《人民音樂》、《曲藝》、《民間文藝》等等，編輯部的地址一律標著“王府大街64號”那個年代刊物寥寥，能將如此多的精華彙聚在一起，那該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裏的人士，定然個個氣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從他們的手中發出啊。對一個僻處大西北，讀著中文係，做著作家夢的學子來說，真是心向往之，卻又高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麼也沒想到，我本人的畢業分配，報到地點竟就是這王府大街64號。
其實我最終並未真正分到這座大樓裏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屬的一個小協會——中國攝影學會。當時這裏作為中國作協和全國文聯的大本營，並沒有聚齊所有的協會，像美協、攝協等都在外麵，離得倒不遠。報到那天，我一瞥見這座大樓，覺得它那鋼青色的身軀在藍天襯托下，顯得格外高大神聖，心裏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聯人事處一個胖而高的中年女同誌看了看我的報到證，馬上說，好啊好啊，這兩天攝影學會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兒去吧。我一個學中文的突然去搞攝影，心裏自然發緊。我急忙囁嚅著，我學的不是這個……話音未落，這位女同誌便疾言厲色道，你怎麼可以不服從組織的分配呢？那時“組織”就是命令，何況那天我太像個鄉巴佬了。我覺得她高大的身軀有種威壓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運不到十分鍾就決定了。事後跟幾個同年來的大學生一聊，才知道把誰分配到那裏都是人事部門頭疼的事。滑頭一點的會扶扶眼鏡架，故作口吃地說，我高度近視，對不準焦距啊，要麼就勾著頭很木訥地說，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無可奈何，遂滑將過去。可借我不具備這樣的智商。當時的我多麼沮喪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變得毫無意義了。不到一年，“文革”爆發，大家全都卷進了無休無止的鬥爭。什麼創作啊，藝術啊，全都變成了罪惡的證據，從事這一行的人不再風度翩翩，而是個個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隻是程度的不同和時間的早晚罷了。
當年，文聯小禮堂的地位驟然顯要起來。據說這裏曾叫文藝俱樂部，困難時期，政治空氣一度鬆動，此處也曾開茶座，唱評彈，吼川劇，辦舞會，笙歌不息。但自一九六五年以來，兩個批示先後下達，風聲越來越緊，小禮堂開不完的會，娛樂活動遂漸至絕跡。我幾乎每周都要來一兩次，不是聽周揚的傳達，就是聽林默涵的檢查，講的人皆一臉晦氣，聽的人則忐忑不安，好像都預感到大難臨頭，惶惶不可終日。果然，到了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間，風暴突起，勢如狂飆，紅衛兵洪流衝向每個角落，所向披靡，這座禮堂自然被率先推上了浪尖，完全變成一個大鬥技場了。說來不信，那時小禮堂內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報鋪天蓋地，很像現今的廟會、博覽會、商品交易會，敞開大門迎接四海串連客。大中小型批鬥會不斷，就像廟會裏同時上演著好幾台節目一樣。這兒在鬥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貝滿女中，就是附近的燈市口某中學，“小將”們鬥起來格外起勁，抓住她回答問題時用了“報館”這個舊詞，大罵其反動。那兒在鬥舞蹈家盛婕，她已被剃光了頭，不知說了什麼話激怒了“小將”，被連推帶搡從樓梯滾了下來，摔傷了。“小將”們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滿足好奇心的一麵，平日隻能在語文課本上見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見到本人，且可隨時拎來觀摩、批鬥，不是很刺激的事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