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0年三月末的一天，我在西安，本該向東趕回北京的，卻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個念頭：往西，回闊別二十多年的故鄉看看。這念頭來得突兀，又執拗得不可抗拒，連一分鍾也等不得了，我像急於找回什麼東西似的，當晚跳上西去的火車。
過路車擁擠。去貴川甚至遠如兩湖一帶的勞工，在蔡家坡、寶雞等站一股一股住上擁，他們要到西部去發財。等我意識到，該趕快上趟廁所時，一切都來不及了：我被如潮的人流擠壓並固置到一個角落，膝下、頭頂、後背全是四肢的網絡；人味兒、煙味兒、汗酸味兒塞滿車廂，好像劃一根火柴就可以引爆。我隻好收腹吸氣，竭力把自己想象成一片山楂片，或是一條瘦魚，獨自在燈影裏發怔。
此時，不爭氣的尿憋得我額頭發麻，隻有靠大力提氣穩住，環顧車廂，除非我能貼著人頭飛翔，否則斷難接近廁所；而且即使接近了，廁所門口猶如蜂窩，站滿了人，我懷疑那是一扇永遠也敲不開的門。
我暗想：多年來，我出差不是臥鋪，就是飛機，來去瀟灑得很；目的地又都是省會一級的大城市，有接有送，何曾受過這等洋罪。幸虧我是男人，萬不得已有個塑料袋也能應付，要是年輕女性呢，我不敢想下去了。人生總難免不遇到某種最尷尬、最狼狽、最無可奈何的境況，這是否就是一種？比它更複雜，更深隱的還有多少種？而我又體驗過多少呢？
看著身邊一張張疲憊的、汗津津的麵孔，看著因過多的忍耐變得神情有些呆滯的男女，我忽然有種跌落到真實生存中的感覺。我平時對人生的了解，太片麵，太虛浮了，生活的圈子愈縮愈小，感性的體驗愈來愈單調，雖然也大發感慨，也大談社會，實際多是書本知識和原先經驗的重複。我們雖然明白，如今是個既有高樓大廈，地鐵飛機，衛星導彈，卡拉OK，又有陋室茅舍，荒山鳥道，人滿為患，四脖子汗流的時代，但你必須親身流流汗，才能真知。席勒說過：“人生反被人生遮掩住了”，可謂警語。“城市化”割裂了我們的感覺，我們不再與生命之源保持和諧了。也許我的擠車回鄉，含有尋覓更真實的人生的潛在動因吧。
還好，我沒被憋死，下半夜車到天水時，我有種欣欣然的解放感，甚至有點感恩戴德，似乎隻要準許我下車，什麼行李呀，輜重呀，金銀財寶呀，全可以拋掉。人嗬，有時有無盡的奢望，有時一點給予即倍覺幸福；到了外物負載得過於沉重時，生命往往會跑出來示以顏色。誰能說，享用山珍海味的快感就一定超過了淋漓盡致地撒一泡尿，睡席夢思床的舒服就一定勝過熱炕上打鼾呢？
我的故鄉藏在莽蕩群山的夾縫裏，渭河拐彎的地方。從縣城去那裏，一般轉乘火車；若能弄到汽車，有一土路可達，約六十裏許。
我在縣城先長到我的親房侄子天寶，小名狗娃子，我隱約覺得他似乎就是我要找尋的人中的一個。論輩份他是侄子，其實年齡比我大，是縣裏一個部門的頭頭。他的長相與某些偉人頗相像，長方大臉，厚實魁梧的身坯，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濃密的大背式傳統發型，倘用器宇軒昂四字，足以當之。記得小時候，他是什麼烈性牲口也敢降服的，拳頭掃平全村的頑童，我們對他既親近又害怕。土改那陣，他頂多十二三歲吧，每到天黑總提一柄明晃晃的大刀，到河邊護村隊跟大人一起守夜，烤洋芋吃。那時的霧好像也特別大，霧幔從鳳凰山拉下來，把渭河灘、磨房、高粱地嚴嚴蓋住，他在霧中飄忽前行，他的刀一明一滅，我尾隨他去過幾回。正月十五鬧社火，皮影戲開場前，他頭紮白羊肚毛巾，在人圈裏舞紅纓槍，風車似地旋動，英武非凡。在孩子群裏，他就是主見和勇敢的象征。他很早就是縣裏四個兜的幹部。我讀大學時放假回鄉，總去看他。他一麵彈著煙灰，一麵講“又紅又專”的道理，我頻頻點頭。現在他說起話來還是果斷得很，大巴掌一揮，氣勢很大，依稀可辨少年時代的風采。
我們一見麵他就說，二十多年了，你回老家看看吧，就坐我的吉普，我陪你去，當天來回。我除了感謝，還暗中豔羨地方幹部的權威。其實，一到縣城親友們就爭相告訴我，天寶有保加利亞吉普。乖乖，不簡單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