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為了神化自己，對抗敵人。他們經常聲稱：“神助拳，義和團，隻因鬼事鬧中原”，“不下雨，地發幹，全是教堂止住天”，“兵法易，助學拳，要擯鬼子不怕難”。他們把傳說中的刀槍不入改為槍炮不入。打仗時喝神水，貼護身符，口中念念有詞，很明顯這隻是虛幻的神話式的作戰方法，勢必給義和團的軍事鬥爭造成巨大損失。勿可諱言，宗教在組織農民起義過程中曾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運用過頭就必然成為自我麻醉的精神鴉片。義和團的成員們都有著強烈的反帝熱忱和願望，但又同時滋長了籠統的排外主義情緒。義和團由仇視帝國主義分子，轉而仇視一切先進的生產力。他們在焚教堂、殺洋人的同時，又發布揭帖宣稱：“挑鐵道、把線砍，旋再毀壞火輪船”，大量銷毀諸如此類標誌現代文明的生產力。這又使得運動本身帶有一定的落後性與破壞性。義和團運動沒有明確的鬥爭綱領，帶有濃厚的自發性。它沒有統一的領導核心，神壇星羅棋布而顯得組織鬆散，這是義和團在政治上遠遜於太平天國的地方。這也決定了義和團頂不住封建統治者的威逼利誘，更無法避免在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下走向失敗。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是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兩次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這兩次起義都說明，幾萬萬農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巨大力量，他們的業績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也是值得後世永遠傳頌的。
但是，小農經濟反抗不了封建經濟，舊式農民戰爭摧毀不了封建國家，完不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農民階級要爭取自身的解放，實現民族獨立和振興中華的夙願，不可避免地期待著正確思想的指南和先進階級的引導，這必將為以後的曆史所證明。第四節資產階級救國道路及其愛國主義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標誌著舊式農民運動的終結。幾乎與此同時，中國資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迎來了資產階級改革和革命的時代。19世紀60—70年代，中國一些具有民族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在洋務運動的催促下開始誕生，與此相應的經營這些企業的代表作為一個階級也應運而生。資產階級顧名思義就是要搞實業，要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但是，在中國如何走這樣一條道路呢？它是坦途，還是步履維艱的小道呢？這同樣要由曆史來檢驗和證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當時分為兩類，一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屬於資產階級的上層；二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屬於資產階級的下層。他們按照不同的世界觀與思想方法認識中國社會，選擇並開辟自己的救國道路。中國在對外戰爭中一次又一次慘敗，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經濟力量的虛弱，因此，資產階級的先驅們迫切地需要搞自己的工業，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在這方麵，洋務派的大官僚曾先行一步，他們苦心經營修建了一些工廠，開發了一些礦山。然而由於他們頑固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綱領，絲毫也不觸及封建體製，從而使剛剛嶄露頭角的近代新生產力陷入了層層封建羅網之中，洋務運動最終窒息了。前車之鑒，後事之師。一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認識到要挽救國家危亡，必須“設廠自救”，發展實業。但要順利推進實業發展，則必須像西方那樣，進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建立相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關於這個問題，不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了。他們也不同程度地推動著自己的改革與革命。一、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及其愛國主義首先站出來奔走呼號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出現了變法維新思想的萌芽，與這種變法維新思想相聯係產生了資產階級改良派。
資產階級改良派大都由封建階級中的開明士紳演變而來。何謂變法呢？就是國內一部分開明人士，在世界飛速發展的情況下，認識到封建社會的弊端，主張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前提下，效法英國、日本，自上而下地進行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教育和政治體製等方麵的改革，確立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製度的曆史地位，達到“自強”中國的目的。19世紀70年代前後，隨著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漸形成，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以追逐利潤為目標，采用機器生產，開始興辦近代工業，到甲午中日戰爭前夕共有繅絲、軋花、榨油、碾米等輕工業工廠76家。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是變法維新運動產生的經濟基礎。而變法維新的思想和政治基礎則要追溯到林則徐和魏源那兒。林則徐、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的觀點則對隨後產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以深刻的影響。早期維新變法的代表人物（又稱資產階級改良派）有馮桂芬（1809—1874）、鄭觀應（1841—1921）、王韜（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馬建忠（1845—1899）等。他們大都出身在廣東、江蘇等沿海地帶，從不同渠道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他們的政治主張主要有以下兩點：1.提倡變法，改變封建專製製度，實行君主立憲。2.強調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反對不平等條約，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他們這些主張反映了正在形成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對推進資產階級改革發揮了啟蒙作用，為變法維新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19世紀90年代，變法維新思想及其運動發展到高潮。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譚嗣同（1865—1898）、嚴複（1854—1921）。1894年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給全中國人民以慘痛的刺激，在統治者極端無能的指揮下，陸軍戰無不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危在旦夕，卑怯地對日求和。賣國賊李鴻章親赴日本，簽訂了條件異常苛刻的《中日馬關條約》，中國承擔了兩億三千萬兩的巨額戰爭賠款，祖國寶島台灣從此被日本占領。戰後，帝國主義各國爭先恐後一起向中國撲來，爭奪特權，開礦建廠，搶占港口，劃分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泱泱中華大地呈現了一派怵目驚心的亡國圖景。如何救亡，封建統治階級的頑固派與實力派是無能為力的，李鴻章在簽定馬關條約以後，自料免不了遭到舉國上下的嚴厲譴責。回國以後，他便躲進天津的一座別墅裏，一經數月不敢拋頭露麵。統治階級的總代表慈禧太後為了能在甲午之年歌舞升平地慶賀自己的六十大壽，毫不顧及民族危難，強行動用海軍軍費200萬兩白銀整修頤和園。在紀念自己生日期間，她下令不準發戰報、不準言打仗，每日在頤和園裏歌舞宴飲，縱情享樂。盡管有大臣對此提出不同看法，但慈禧太後卻凶象畢露地說：“誰要使我一日不快，我將使之永世不快”。甲午戰爭慘敗以後，她又苟且偷安，完全支持李鴻章的求和主張。
慈禧太後的醜惡行徑，激起了人民的無比憤怒。北京人民紛紛寫雜文、編笑話、刷對聯辛辣地諷刺她，例如有一付對聯其左聯是：“萬壽無疆、普天同慶”；右聯則是：“三軍敗績、割地求和”；還有人寫道：“台灣省已屬他人，頤和園又搭新棚”。生動地刻畫了清王朝最高統治者賣國求榮的無恥嘴臉。麵對著岌岌可危的國勢，中國社會各階層像滾水似地沸騰開來，許多知識分子談國色變、潸然淚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發起者康有為早在1888年即向光緒皇帝上書，提出“變戲法、通下情、慎左右”，十年之內“富強可致”。他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等兩本著作。這兩本書批判了世代沿襲的舊學對人們思想的禁錮，打擊了封建頑固派“恪守祖訓”的教條，動搖了封建專製的根基。同時將曆史上的孔子加以修飾，塑造為讚同民權、民主和平等的政治偶像，把儒家思想和變法維新思想調和起來。雖有許多牽強附會的地方，但它旨在“黜君權、伸民力”，是反映該時代進步的重要表現，是當時“思想界之大颶風”。這兩本著作也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主要理論依據。甲午戰爭以後，康有為向世人敲響警鍾；“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東耽，處四強鄰木而為中國，岌岌哉”！他描述甲午戰後中國人民的處境是“籠中之鳥，釜中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任人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