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849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率領一批地痞流氓非法進入江蘇的青浦縣，無故毆打數名中國老百姓，致使頭破血流，傷殘不全。1862年，法國傳教士在湖南衡陽強占民房，建立教堂。一時間在江蘇、江西、湖北、四川、山東、山西、和河南等全國十多個省都發生了傳教士霸占田產、房產的事件。1868年，在四川酉陽，法國傳教士李國公然建立教堂武裝，殘害百姓，被當地居民憤而打死。教會勢力乘機報複，打死打傷民眾800多人。1886年，英美教會強行在重慶建立教堂，遭到重慶人民的堅決反對，教會立即動用武裝鎮壓，打傷重慶市民三十多人，並得寸進尺，強占四百五十多處房地。這些披著宗教外衣的家夥在中國的土地上燒殺擄掠，奸淫婦女，虐待兒童，犯下了種種令人發指的罪行。他們是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他們是要用“十字架征服中國”，從而服務於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對中國的侵略，實現完全滅亡中國的全盤戰略。中國人民同教會勢力之間的矛盾是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具體表現，它迫使中國人民高舉起反洋教鬥爭的大旗。風起雲湧的反洋教鬥爭日益成為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重要內容之一。這場鬥爭的主力軍仍然是農民。1861年，反洋教的鬥爭從偏僻的貴州興起，隨後迅速波及到湖南、江西、四川、江蘇、安徽、河南、河北、福建等地。緊接著，在一片驅逐洋教的怒吼聲中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1870年6月，天津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毫無人性地虐待孤兒，致使40多名兒童相繼死去，屍體潰爛，慘不忍睹。6月21日，數千名群眾包圍了天主教堂，打死了作惡多端的傳教士豐大業和西蒙，搗毀了英、法、美等國的教堂和領事館，從而把反洋教鬥爭推向了高潮。1874年，美國教會企圖在福建延平修造教堂，立即受到當地人民的阻止，1875年、1876年延平居民又兩次拆毀傳教士住宅，將他們驅逐出境，人們斥責教會“蠱惑人心，敗壞風俗，大為地方之害”，“務必驅逐出境”。當時傳教士下鄉，農民舉鋤便砍，大有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之勢。1890年，四川大足縣爆發了以餘棟臣為首的反對教會侵略的武裝起義，這次起義以“焚堂滅教”，“仇殺貪官”開始，迅速發展成萬人以上的起義大軍，他們發布檄文，痛斥帝國主義和傳教士的罪行，慷慨激昂的表示，堂堂華夏子孫豈能甘當帝國主義刀俎下的魚肉，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應協力奮起，驅逐帝國主義這類“犬羊”。
起義軍輾轉川東、川北，給西方列強和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它是全國反洋教鬥爭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次鬥爭，顯示了中國人們灸熱的愛國主義熱忱和中華民族的無限生機。近代史上長達三十餘年的反洋教鬥爭，演奏了義和團運動的前奏曲。預示著以農民為主體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必將向縱深發展。“義和團，起山東”，“隻因鬼子鬧中原”。19世紀末，世界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從領土上分割世界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點。列寧曾經指出：“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經瓜分完畢的時候，爭奪這些半獨立國的鬥爭一定會特別尖銳起來”，中國當時正是這樣一個麵臨被瓜分的半獨立國家。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所麵臨的民族危機像滾水一樣迅速達到沸點。英國和俄國是參與這出醜劇的主角。英國已經完全控製了長江中下遊，在華南、華北亦有相當的勢力。俄國企圖並吞中國的東北地區進而控製整個華北。法國加深向中國南方滲透，力圖控製兩廣和雲南。日本在奪得台灣以後，還以貪婪的眼光盯著中國大陸，企圖把整個福建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至於美國，它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工業生產總量已遠遠超過了英國，因而他的野心不僅在於瓜分中國的某一部分，而是企圖獨占中國，建立起美國的“巨大威信和優勢地位”。從1896年至1898年間，遼闊的中國領土絕大部分已淪為帝國主義各國的勢力範圍。中國沿海的重要港灣旅大、威海衛、膠州灣、九龍、廣州灣都豎起了帝國主義的旗幟。鐵路和鐵路的建築權已完全被洋人把持。真是“天涯何處是神州”，瓜分大禍已成燃眉之急。德國在瓜分中國的鬧劇中雖然不是主角，卻是馬前卒。1897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訪問沙俄，就侵占中國膠州灣，同尼古拉二世達成默契，接著便借兩個傳教士被殺，出兵占領膠州灣，迫使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強行租借膠州灣為德國軍港，旋即控製了整個山東。為在山東修路開礦，德國侵略者大量侵占田地，破壞水利，拆毀房屋，殘殺百姓，窮凶極惡地推行殖民統治。“大炮在天朝呼嘯”，“隻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本著這個信條，傳教士的活動像瘟疫一樣在山東四處流行。全省`擁有大小傳教點一千多處，德國為了搶占山東為勢力範圍，縱容“教士散處名邑，名為傳教，實勘地形”，搜集情報，充當間諜。山東一些大地主為了政治上的需要，有意入教充當叛徒，托庇於洋人的保護。
他們任意盤剝農民，橫行鄉裏，無法無天，從而大大地激化了教會與山東人民的矛盾。山東人民不堪忍受教會勢力的壓迫，紛紛參加了當地流行的群眾團體義和拳（後改名為義和團），義和團是由操演拳術的民間組織和部分信奉白蓮教的群眾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早在19世紀初就在山東、河南、直隸一帶從事反清活動。到了19世紀末，隨著民族矛盾的激化，義和拳鬥爭鋒芒日益鮮明地指向外國侵略者。他們焚燒教堂、驅逐教士、懲辦貪官和供洋人役使的民族敗類“二毛子”，使得帝國主義者極為恐慌。他們一再敦促清政府采取強力措施，鎮壓義和團。清王朝曾走馬換將，先後啟用屠夫毓賢和洋人的忠實走狗袁世凱輪番鎮壓，均無濟於事。山東義和團在朱紅燈、王立言等人的領導下，猶如撲不滅的野火，迅速向四麵八方蔓延，並由山東發展到直隸，直隸成為義和團運動的中心。1900年春天，義和團陸續進入北京，在城內交通要道和教堂周圍，貼滿了“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的反帝揭條，義和團在北京設“壇”八百多所，團員雲集達十萬人之多。他們每天操練習武，日夜趕製殺敵刀槍。整個北京城處在義和團的嚴密控製之下。王宮、衙門和王公貴族的府第都設有義和團的暗哨。懾於義和團的巨大威力，慈禧太後被迫采用“恩威並用”的手法，在一段時間內承認了義和團的合法地位。而外國侵略者成為過街老鼠，眾矢之的，被迫龜縮到東郊民巷使館區和西斯庫教堂，終日不敢在大街亮相。在天津，義和團在張德成、曹福田等人的領導下直接把矛頭指向侵略軍。1900年6月，沙俄哥薩克侵略軍進犯天津郊區獨流鎮，被當地義和團大敗而歸。在東北，營口附近的群眾發起大規模的鬥爭，幾乎全部燒毀了當地的教堂。沙俄在遼寧境內的五百多裏鐵路、橋梁和車站都被憤怒的群眾搗毀。在河南，義和團焚毀了全境教堂的四分之三。在山西、內蒙等地義和團運動都風起雲湧地開展起來，迅速彙成強大的、前所未有的反帝風暴。帝國主義者驚呼：“從黃河到長城內外的廣大地區將成為一片暴亂的火海”。各國駐華公使見清政府無法駕馭局勢，紛紛要求本國政府出兵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