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進一步闡明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基本內涵。其主要內容是：1.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2.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方針；3.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製，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製度；4.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係，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相銜接；5.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係等。為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設，從1993年起，國家相繼進行了財稅體製改革、金融體製改革、外貿體製改革、投融資體製改革、價格體製改革等。同時進一步加快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通過實施一係列改革措施，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經濟活力顯著增強，大大增強了國家宏觀調控，駕馭經濟形勢的能力。1993年至1996年，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發展期，年平均增長速度達11.6%，保持了經濟快速增長，又抑製了通貨膨脹，實現了經濟發展軟著陸，創造了二十世紀90年代的“經濟奇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十分注意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除確立正確的所有製形式，選擇符合實際的經濟運行模式，保持合理的發展速度和發展規模，充分發揮財政、稅收，金融等經濟杠杆的宏觀調控作用外，還製定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戰略。從縱向講，根據鄧小平的意見，黨在十三大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國民生產總值在198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二十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上實現現代化。前兩步戰略目標已經提前實現，我國正積極穩妥地朝著“第三步”目標邁進。從橫向講，根據鄧小平“兩個大局”的思想，製定了我國經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戰略。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由於自然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諸多原因，導致了東部和西部，沿海和內地發展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任由這種差距無限發展下去，必然影響到我們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
鄧小平指出：“像我國這樣的大國，也要考慮到國內各個不同地區的特點才行”，據此他提出了我國經濟發展要顧全“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第一個大局，由於東部沿海地區具有較好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又有著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應先行發展起來，“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央對東部沿海地區的投資布局、外商準入和稅收政策給與了優惠條件，有力地促進了東部地區的快速發展，使之成為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心地帶。第二個大局，在實施東部沿海戰略過程中，也帶來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從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GDP在全國所占的比重來看，例如1980年到2003年，東部地區從50%增加到59%，中部地區從29.75%下降到24.58%而西部地區則從20.04%下降到16.59%，三大地帶的經濟總量差距在不斷地拉大，而人均GDP的差距拉得更大。針對區域發展不協調的態勢，鄧小平又指出，當“第一個大局”發展到一定時候，就“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一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1999年中央做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在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扶貧攻堅，科教人才和財政投入等給予了多方麵的支持。朱鎔基總理宣布從2000年開始，“把國債投資和國家撥款的70%投向中西部”，使廣大中西部地區在新的傾斜戰略影響下，呈現出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安定團結、山川秀美的新景象。2010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召開專題工作會議，在認真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西部12省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更明確的戰略定位。
要求在西部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係，使西部地區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力爭再用10年的時間內，把西部地區建成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資源深加工基地、裝備製造業基地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上述舉措對於加快西部大開發，激活全國經濟一盤棋，爭取經濟總量在較快時間內趕上最發達國家，全麵實現現代化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與此同步，中央還提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由於製定了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使我國經濟布局日趨合理，各個地區實現了協調發展，保證了經濟高速穩定增長，極大地增強了國家的綜合實力。第四、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穩步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政治同經濟在任何一種社會製度下都是密不可分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重新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極其重要的方麵。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建國初期，一直注重發展政治民主。在黨內，我們一直強調貫徹民主集中製。在黨外，我們也一直高舉“民主”的旗幟，團結各民主黨派，反對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統治。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在黨內逐步丟掉了民主集中製，權力過分集中，個人說了算，日益形成個人專斷，導致黨的重大決策不斷產生失誤。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不斷發起“左”的政治運動，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踐踏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人們不講真話講假話，少講話甚至不講話”，致使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步入低穀。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鄧小平經常講：“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太少，這種狀況必須改變”。1979年3月，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強調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必須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作為一項主要任務來抓。他反複要求全黨認清民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努力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實現形式，並圍繞民主建設進行必要的政治體製改革。根據鄧小平的意見，黨的十三大正式闡明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社會主義重要特征”的基本觀點。黨的十五大又明確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根據上述指導思想。我國加快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並進行了必要的政治改革，這主要包括：1.進行黨和國家領導體製改革，從1980年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開始，決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也不再兼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也同時要求各省市主要負責任人放棄不必要的兼職，以徹底消除黨和國家領導體製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2.采取有效措施，擴大基層民主，企業普遍建立了職工代表大會，對班組長、工段長和車間主任進行直接選舉，企業的生產、經營和分配等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職工代表大會討論，較好地發揮了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作用。截止2004年9月，全國企事業單位建立職代會的達到59.5萬個，覆蓋職工近8000餘萬人。在農村，從1998年開始通過直選方式選舉村民委員會，依法實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到2004年底，全國農村已建立起64.4萬個村民委員會。在城市社區則注重加強居民自治製度建設，1982年將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納入憲法，肯定了居委會作為國家基層組織的功能與作用，到2004年底全國已建立起了71375個居民委員會。通過上述措施，培養了廣大人民的民主意識，調動了社會各個方麵的建設國家和參與國家管理的積極性；3.製定“依法治國”的政治方略，江澤民指出：“依法治國，是黨和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方針，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具體體現”。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國逐步建立起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係，改革完善了司法製度和行政執法機製，建立健全了執法監督機製和法律服務機構，在全黨全民和全社會中廣泛開展了法治觀念教育。
並依靠法律武器，有力地打擊和遏製了各種犯罪，對社會治安進行了綜合治理，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營造了穩定的社會環境；4.確立政治體製改革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經過不斷摸索和實踐，日益形成了比較清晰的政治體製改革思路。鄧小平在1986年就政治體製改革連續四次發表談話，提出了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和任務，他說：政治體製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製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政治體製；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富有效率、增強活力並能調動各方麵積極性的領導體製，國家應迅速著手實施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改革政府工作機構和改革幹部人事製度等。鄧小平的這些意見寫進了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依據這一思路，首先實行黨政分開，確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則和重大決策的領導，改變黨的機構直接指揮各方麵工作的傳統作法，充分發揮各級政府組織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功能。其次是實行政企分開。政府主要致力於對經濟社會進行宏觀調控，著力管理社會公益事業，而把生產經營管理權限切實交給企業。三是國務院率先垂範首先實行機構改革，國務院曾於1987年、1998年兩次製定機構改革方案，調整和撤銷了直接管理經濟的專業部門，加強了宏觀調控和執法監督部門，完善了行政運行機製，國務院組成部門從40個減少到29個，國務院工作人員的編製總數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七點五。各省、市、自治區政府也按照國務院的做法，啟動了地方機構改革。此外，國家還頒布了《公務員法》，從上到下開始實行公務員製度。通過多方麵的政治體製改革，各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的工作日益規範化、程序化和效率化。特別是政府工作日益法製化、規範化。企事業單位的自主權空前提高，極大地調動了各個方麵的積極性。5.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主要實現形式。從黨的十三大到黨的十七大，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通過不斷探索、繼承和發展，找到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形式，集中體現為“四大基本製度”。一是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它是我國人民當家作主、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根本政治製度。人大由民主選舉產生，實行民主集中製，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大民主選舉產生，並對人大負責；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黨製度。其主要特點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三是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它是實現民族平等，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重要政治製度，其目的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為維護55個民族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提供製度保證；四是基層群眾自治製度，這一製度主要包括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為主要內容的基層群眾自治體係。有利於廣大人民群眾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務和民主素質的提高。我國改革開放30餘年來，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方麵所采取的若幹重大舉措和所實施的政治改革，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創立了人類曆史上最新型的民主政治。不僅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調動億萬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且為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學說闖出了一條新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產生了良好的示範效應。同時我國新型民主政治製度的建立，也標誌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已日趨成熟。第五、推進“一國兩製”實踐、促進和平統一大業在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振興的道路上，客觀上麵臨著維護國家主權，促進國家統一的重大曆史問題。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英國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使香港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也是在鴉片戰爭期間，葡萄牙殖民者趁火打劫，強占了澳門地區。中國曆屆政府都企圖收回港澳地區，但由於國力虛弱、政治腐敗、舉措無力，收複港澳地區的主張一直未獲得成功。
台灣從1945年回歸祖國懷抱以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內戰原因，導致國民黨殘餘勢力盤踞台灣，以後又因為民進黨頑固地推行“台獨”政策，加之美國的不斷幹預，致使同屬中華民族的兩岸人民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之中。什麼時候收回港澳，用什麼方式收回港澳，又用什麼政策促成大陸和台灣地區的統一？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製定了“一國兩製”的方針，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國兩製”的方針是在毛澤東、周恩來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構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毛澤東曾表示：“台灣如果回歸祖國，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軍隊可以保存，可以繼續搞三民主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我國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為祖國統一大業創造了根本前提。“一國兩製”的構想原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但首先成功地運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1979年3月，鄧小平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時指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根據鄧小平的設想，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正式提出了以“一國兩製”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方針。這一方針主要內容是：“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製度，香港、澳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製度長期不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隻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根據這一方針，香港和澳門分別於1997年6月和1999年12月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從而徹底消除了帝國主義對中國殖民統治的殘餘痕跡。香港與澳門的回歸，增強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實力，特別是在外資、金融和銀行業方麵對中國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也為世界各國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和國際爭端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良好範例。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證明實行“一國兩製”是完全成功的，它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產生了很好的示範效應。為了推動台灣問題的解決，1991年12月16日，大陸方麵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這是以發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為宗旨的民間團體。1992年3月，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就兩岸事務舉行了工作會談，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實，並經過多次磋商達成了從各自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口頭方式表達“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協定，這就是世人皆知的“九二共識”。1995年1月，江澤民代表中國共產黨闡述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八項主張”。其中包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的一切正當權益”等。但是較長時期以來，大陸方麵從民族大義出發所釋放的善意並沒有得到台灣當局的積極回應。李登輝在台灣執政以來，就是逐步背棄“一個中國原則”，謀求台灣單獨加入聯合國，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陳水扁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以後，不僅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還變本加厲采取各種手段，以漸進的方式推行“台獨”綱領和主張，他公然鼓吹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台灣的前途、命運和現狀”。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理所當然地展開了反台獨鬥爭。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共中央一再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我們麵臨的“三大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