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岩
福建學者趙麟斌認為，閩都文化以閩越文化為其源，閩都學術為其根，船政文化為其魂，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重商文化乃是流淌於這棵文化大樹裏的經脈，它們一起構築了固守傳統與開拓進取兼並，堅持特性與包容並蓄具備的閩都文化精神。由此觀點引申，筆者以為閩都文化呈現出鮮明的二元統一特征。敢於犯難冒險、一往無前的開拓精神與心係故裏、葉落歸根的鄉土意識相統一，走向世界、四海為家的開放精神與寧死不渝、建設鄉邦的愛國主義相統一，海納百川、包容世界的國際視野與文脈傳承、堅守傳統的文化情懷相統一，代表了閩都文化的精神特質。從實踐品格看，傳統與當下、鄉土與世界、堅守與吸納、外拓與內斂，在閩都文化中得到了最恰當的體現。將這些特性予以理論概括、提升，必將對建設世界情懷與中華特色相統一的當代中國文化大有裨益，特別是對處理好當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富有借鑒意義。
作為從閩都走出來的啟蒙大師，嚴複一生之行事與思想，堪稱凝聚了閩都文化的精華。
我們每一位中國人，實際上都或多或少地享受著嚴複先生所帶來的恩惠。正是嚴複，讓中國人曉得曆史是進化的，從而改變了中國曆史哲學一向以上古三代為黃金時代的複古史觀。嚴複不僅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而且改變了曆史麵貌，造福於當代。他勇敢地站在曆史前列，代表著曆史的前進方向，反映著時代精神，推動了曆史進步。嚴複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的圖騰與符號。他代表的既是整整一代中國的先進分子，也是中國道路的正確方向。站在閩都文化的立場，我們應該張揚嚴複的曆史地位；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同樣應該牢記嚴複的曆史貢獻。嚴複的許多論斷，並沒有過時，至今依然具有強烈的可借鑒的現實價值。當然，嚴複不是沒有值得商榷、見仁見智甚至可批評的地方。對此，學術界是有不同的見解的。但是，為了建設當下的祖國，我們更應該把目光放在嚴複那些值得國人感念的方麵。應該側重於闡述嚴複對今天具有怎樣的積極價值，而不該把重點放在嚴複曾經怎樣不是或錯誤上麵。這是積極的態度，是有利於國家建設的態度。30多年來，學術界在嚴複研究上的總趨向，是日益增加“同情的理解”，日益重視嚴複那些“惟此老成，瞻言百裏”的積極價值。不過大體來說，人們對嚴複的感念還不太夠，“同情的理解”還不很充分。
30歲以前，嚴複已經成為19世紀70年代前後最通曉世界大勢的中國人之一。他不僅在西方老師的教導下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訓練，而且以一名海軍後備軍官的身份，馳騁於東亞海疆，求學於英倫，經受海天波濤的洗練，習覽歐洲文明，養成了一副宏大的時空觀。
作為梁啟超等人的前輩，通曉英文的青年才俊，見過大世麵的後起之秀，善於觀察與發現、勤於思考與記錄的青年軍官與留學生，富有使命感的“氣性狂易”的嚴複，在文武兩個方麵，均是近代中國不折不扣的啟蒙家。嚴複啟蒙思想的特色，以往較集中於分析其“內治”思想，這是完全應該的。因為，在嚴複看來，中國之所以積弱，其原因大體可以三七開，七分由於內治，三分緣於外患。這一思想，頗有後人所謂“內因決定外因”的方法論特征。不過，嚴複啟蒙思想很明顯地表現出一個特質，即無論分析內治，抑或看待外患，均從當時世界戰略格局的大勢或中外國家關係出發。他是當時中國最具有國際眼光的戰略觀察家之一，從不單純立足於中國的內部因素來論中國。因此，集中於甲午到戊戌時期，他分析中國的國家走向與政治抉擇，既基於愛國主義的基本立場，也具有國際主義的維度。他既是從中國的現實需要出發，同時又將中國作為當時國際格局中的重要成員，提出了中國必須為世界發展負責並本著這種對世界負責任的立場來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思想。可以這樣說，嚴複在戊戌前後，已經具有世界格局平衡的思想，並就如何保持這種平衡，如何發揮中國這一“極”的作用，發表了當時中國最前沿的思想成果。嚴複思想的偉大與先進，於此可見一斑。
在眾所周知的上皇帝書中，嚴複發問：為什麼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大國，在世界進程中落後了呢？他認為，主要是中國自己不爭氣，重要表現就是對外部世界渾然不知。他說，中國的外患，其實在明末就已經開始顯露，但沒有人在意，以至於一再取辱。“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奮已耳。”這是嚴複給中國人的一個沉痛教訓，即閉關鎖國必然落伍。經曆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人們應當會更真切地認識到嚴複這一教訓的沉痛。
反之，嚴複敏銳地發現，外國對中國的事情，研究得卻很透徹。他說，當時的“各國之勢”，即世界格局已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因而“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並兼”，即推行赤裸裸的“霸權”。“而今之各國謹平權”，亦即文化與意識形態成為國際關係的主導或先導。因此，不分青紅皂白的戰爭邏輯，不再是國家關係的主流。“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和蘭、丹麥、瑞士尚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他說，觀察100年來的西方曆史，生產力發生了巨大的進步，“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這就導致各國間的“量長較短”具有新的形式和結果。一是各國“講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二是“兩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全之算也”。也就是說，戰爭的形態已經改變，生產力的競爭與“攻守之術”的競爭成為新的鬥爭形式，從而導致小國不一定輸，大國不一定贏。在這樣的格局變化形勢下，如果依然固守過時的戰爭思維與樣態，結果就會是各方皆輸，沒有贏家。“勝負或異，死傷皆多，且難端既搆，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由這樣的世界走向基本判斷來定位中國，則“中國一旦自強，與各國有以比權量力，則彼將陰消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也就是說，中國一旦自強起來，其他國家就不再敢赤裸裸地侵占中國的領土，但會采取商貿的手段來獲取利益。而中國恰好可以利用這一點來維護領土安全。中國不自強，必然無法滿足國際社會的通商需要，必然會遭受宰割。“惟中國之終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而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製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為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所以，中國變法自強乃是為世界和平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