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閩都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趙君堯
五度為都的福州，是福建曆史上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區域，自古以來就是福建的首府，是著名的曆史文化名城，有著深厚的曆史積澱，有著獨具地域特征的文化模式。5000多年的文明史，2200多年的建城史，形成自己相對穩定的形態。福州以曆代福建省首府的特殊曆史地位，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麵，對全省的引領和輻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形成的以福州為核心地區的獨具地域特色的閩都文化，其外延文化所及已遠遠超出福州十邑。從曆史上看，閩都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主要在兩個曆史時期。一個是在宋代，開閩學先河，承理學南傳、成理學中心。另一個是在近代，禁煙拉開中國近代史序幕，《天演論》開啟中華民族心智，從閩都走出大批救國救世的民族精英和文化巨匠，成為引領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文化先驅，進而推動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邁進。本文就此作粗淺探析。
一、閩都文化是一個不斷演進的區域文化
中國不僅曆史悠久，而且地域廣闊，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人文環境和曆史發展過程，孕育出不同的區域文化，進而形成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區域文化既反映一個區域特定的曆史文化，也張揚著一個區域的人文精神。考古界認定：黃帝代表著黃河文明的中心，形成酋邦王國；北方出現以燕山地區的紅山文化為代表的文明中心，那裏發現大型的壇、廟、塚和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築；東方出現以河姆渡為代表的文明中心，包括蕭山跨湖橋文化遺址出現的中華第一舟；西南方出現以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巴蜀文明中心；東南方出現以曇石山文化為代表的七閩文明中心，作為先秦七閩部落的聯盟，閩方國有著自己光輝燦爛的文明。
（一）閩族文化模式：源於新石器時代的殼丘頭和曇石山的貝丘文化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是由多區域多元文化構成的一個整體，它以中原為核心，以黃河和長江中下遊區域為主體，其周邊又有許多與之相聯係的文化圈。東南沿海地區，由於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出現了以殼丘頭文化（5500~6500年）和曇石山文化（4000~5500年）為代表的、獨具海洋特征的閩族文化圈，這裏是閩文化的搖籃，也是福州文化的
“閩在海中。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州屬亞熱帶季風氣候，雨量充沛，海岸線較長，海邊島嶼港灣交叉，陸上沙網如織，山地丘陵連綿縱橫。特殊的地理自然環境，決定了福州遠古先民從山林、海洋中獲取生活資源，並逐漸形成以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貝丘文化”為代表的福州地域海洋特征的史前文化。由於海壇島四周環海，福州盆地三麵環山、一麵臨海的地理環境，限製了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文化與內陸其他新石器時代地區的文化交流，地處沿海的殼丘頭和曇石山閩族先民隻能選擇以海洋為主的向外發展。作為閩文化發源地的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文化，它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繼承關係，這種關係首先表現在生產工具和生活器具的發展變化上，尤其是陶器的組合和形態最為明顯。它們的生產工具都以小型石锛為主，器形極為相似，區別的隻是前者打磨粗糙，製作不精；後者通體磨光，製作精細。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利用海生牡蠣製作生產工具，這種稱為貝耜或貝鏟的生產工具，無論是器物形態還是製作技法，都如出一轍。他們都是“貝丘文化”，成為商周以後發展起來的閩越文化的主要淵源，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文化先民是商周時代閩族人的直係祖先。他們建立的閩方國臣屬於商周，並承擔著朝貢、覲見、供隸、執役的義務。《周禮》載：“司隸，掌五隸之法”，“掌帥四翟之隸”，所屬“閩隸百二十人”。從事“掌役、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這裏說的是司寇下屬的司隸，掌管四翟五隸，分別根據各方國選送的奴隸的技藝專長，為王朝服役執事。其中閩隸負責豢養牲畜和鳥、教鳥言，使之能聽人的使喚。這裏清楚表明閩方國與周王朝的臣屬關係。《尚書》記載，西周時閩方國向周王朝進貢，他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先秦時代，海洋交通條件極差，人們靠的是“刳木為舟”，但他們仍能沿江出海北上，經過山東半島進入長江，再經淮河、泗水到達中原王都。說明閩族已有非常豐富的航海經驗。
（二）閩越族文化模式：融閩、越兩族的兼具內陸性和海洋性的文化
曇石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遺骸，從體質人類學研究來看當屬南亞型的蒙古人種和澳大利亞型的尼格羅人種的混合。這就是閩族人的祖先。《春秋集覽》雲：“越人居閩地，故並稱閩越地。”朱維幹《閩越的建國及北遷》中也說：“閩是福建的土著，越則是由會稽南來的客族。”“閩”最早見於《周禮》的《夏官》、《秋官》，其中就有關於“七閩”的記載。這就是說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閩作為一個方國，已出現於中國東南方。“閩”的存在比“越”更早，隻是閩中封閉，所以見諸史書上的記載比較缺乏。閩越文化雖以閩越兩族文化為主體，但也滲入他族文化。
公元前590至前560年，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共王，已“撫有蠻夷，奄征南海”。此時楚國勢力就已漸入閩中，也帶來了楚族文化。
春秋時期，吳欲爭霸中原，必先征服越國，以除後方威脅；越欲北進中原，亦必先服吳才無障礙，因而吳越戰爭不斷。公元前544年（吳王餘祭四年，周景王元年），吳與楚戰，為免後患，派兵伐越。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吳王闔閭五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兩次吳伐越的戰爭，吳軍侵占了越國很多地方，迫使部分於越族人逃入七閩，與閩族人相處。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在越國夫椒之地打敗越王勾踐的軍隊，重兵圍困越都會稽，勾踐被迫“請為臣，妻為妾”。越國敗亡，大批於越族(越族的另一支)人南逃入閩。福州於山就因於越人聚居而得名。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踐六世孫無疆出兵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勾踐子孫紛紛流落海濱之地，其中一支進入福建境內，他們為閩族帶來了越族文化。戰國末期，出現了以無諸為首領的閩越貴族，在閩中建立的閩越國；以搖為首領的於越貴族，在原屬閩族的東甌（浙南甌江）地區，建立的東甌（東海）國；以織為首領的於越貴族，在閩、粵、贛交界之處建立的南海國。“楚威王滅越，今浙、閩之地盡屬楚，兩廣亦隸焉”。隨著楚國勢力深入閩中，也不斷滲入楚族文化。今天閩侯莊邊山就出土有戰國楚墓遺址。
越王勾踐七世孫無諸在閩中發展勢力，自立為閩越王，在福州北郊新店修築小土城，統治閩中之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廢去無諸及搖的王位，皆封為君長。當陳勝、吳廣起義時，無諸率閩越軍起兵反秦。閩越兵攻析、酈，戰藍田，入武關。秦亡後，楚漢戰爭爆發，無諸又率兵佐劉邦擊敗項羽，為漢王朝的建立做出貢獻。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劉邦“複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漢惠帝三年（前192年），複封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溫州）。無諸與漢廷保持和睦關係，吸收中原生產技術和文化，促進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無諸及其後裔統治92年，使閩越文化在福州地區得到了較充分的發展。
從春秋戰國到漢武帝時期，形成了閩越族人創造出的閩越文化。不論是閩族還是越族，他們都是濱海民族，都與海洋發生密切的關係。於越族發祥於浙江流域和杭州灣一帶，閩族發祥於閩江流域和閩江口福州灣一帶。《山海經》載：“閩在海中。一曰閩中山在海中。”閩方國向周王朝進貢，他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而閩在海中的地域環境，造就了“閩越悍”的海洋性格，故能佐漢擊楚建功立業。《越絕書》載：越王勾踐曾派“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從南路海道北上進攻齊國琅琊。越國有強大的海軍，一種稱為大翼的戰艦能載乘“戰士二十六人，棹(手)五十人，舳艫(手)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各)四人，吏、仆、射長各一人”，連同船長“凡九十一人”。
可見閩方國和越國都是海上強國。閩越兩族相融的閩越文化是一種體現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的文化，體現兼具內陸性和海洋性的文化特征，是福建曆史文化發展的一座高峰。越人入閩，帶來先進的經濟技術、政治組織和強大的軍事力量，打破了閩族幾千年封閉的局麵，以習相近最終融合、改造了閩族和閩方國社會，創造出戰國末年至西漢初期百餘年閩越國崛起、鼎盛的局麵。閩越文化是我國秦漢時期具有典型意義的區域文化，從衡量文化內涵的重要標誌陶器來看，閩越文化與先秦閩族文化有明顯的傳承關係，而與秦漢時期的中原文化以及周邊百越民族其他分支卻有明顯的區別，但還是能從中尋覓到中原文化、百越民族其他分支文化的元素。在這些文化元素的背後，我們看到秦漢時期的閩越國，具有相對富庶的閩越族經濟、桀驁不馴的閩越族性格，並開始張揚著與中原主流文化不協調的聲音，試圖恢複戰國末年的閩越國轄地，於是開始了北擊東甌、南擊南粵的複興運動，新一輪的開疆拓土融合了周邊其他族群文化，進而成為東南強國。戰爭在破壞社會的同時，也推動著文明的進步。由於與漢廷的分庭抗禮，閩越國終於走到了曆史的盡頭，終結了它的曆史使命。
（三）閩都文化模式：融閩越、中原文化為一體的包容性的創新文化
閩都文化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是一種以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為主體，融合、吸納其他區域、其他族群乃至海外文化的模式。這種模式的提出，是基於與其他文化模式相比較的而言。如與山東齊魯文化、山西三晉文化、江浙吳越文化、廣東嶺南文化、河北燕趙文化、湖北荊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較而言。閩都文化模式的產生、發展、形成上自秦漢下至近代。如上所述，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廢閩越國，設閩中郡；廢無諸王號，降為君長，同時開始加強對閩中思想與文化的控製。秦末無諸率閩越軍佐漢擊楚，漢高祖劉邦“複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無諸後裔郢和餘善先後叛漢，漢武帝派軍入閩中，閩越國亡。鑒於“閩越悍”且“數反複”，於是，漢廷就把大量閩越族人遷徙到今天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等境內，又把中原罪犯流放到閩中來，客觀上起到促進各民族的融合和閩越族的漢化。後來，一部分躲避遷徙逃進深山的閩越族人，又返回故土重建家園。漢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漢廷將它立為冶縣，隸屬會稽郡。冶縣是漢朝在福建推行郡縣製建立的第一個縣份，縣治在福州。後漢建安八年（203年），冶縣被析為侯官（今福州）、建安（今建甌）、漢興（今浦城）、南平、建平(今建陽)五縣。漢之後有東吳開發福建、兩晉“永嘉南渡”，“中原板蕩，衣冠入閩”，再後來幾朝末代皇族入閩、元朝蒙古族人、色目人入閩、清朝滿族人入閩，以及從唐代的“海夷日窟”、“市井十洲人”到近代的“五口通商”。他們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給福州帶來了中原文化和族別、域別及海外文化，最後融合成多姿多彩的閩都文化。
史書記載，自漢以後，閩越人與入閩中原人有三次大融合。第一次是西晉末年，即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蕩，“衣冠南渡，八姓入閩”，即林、黃、陳、鄭、詹、邱、何、胡8姓士族南遷入閩，其中相當部分安家在福州地區。第二次是唐末跟隨王審知兄弟入閩，史稱“十八姓從王”，但據新編《固始縣誌》記載卻有34姓入閩，僅隨王審知部將張睦入閩的就有24姓。第三次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隨著全國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人紛紛南下。這三次中原人的大規模入閩，不僅史書上有記載，而且在許多姓氏的族譜中也可以找到佐證。三次中原人民與閩都人民的大融合，大量傳入中原文化，從而推動了福州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對福州地區的開發起了重大作用。到了南宋，閩越人與漢族人已經完全同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