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蘭英
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曆史進程，是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曆的一場急劇變革，它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全球性的大轉變，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並引起深刻的變化。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文化是社會變遷中內容最豐富、任務最艱巨、過程最曲折、發展最有活力的因素。文化的發展不僅與現代政治、經濟一起促進了現代文明的產生，而且，文化本身就是社會現代性發展轉型的土壤與氛圍。因此，文化現代化是一個國家現代化實現與否的關鍵與標誌，是現代化總課題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現代性追求：閩都文化現代化的基本主題
現代化是一場包括生產方式、經濟形態、社會組織、政治製度、生活方式、社會心理、價值觀念等在內的全方位的轉變。就其本質而言，現代化進程促成了社會意義係統的深刻變遷，而這一變遷的基本主題是“現代性追求”。李翔海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以“以夷為師”為起點的，中西文化客觀上的勢差決定了中國文化現代化必然與向西方學習相伴隨。對現代性的追求正是由此而成為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基本思想主題。
何謂“現代性”，學術界有著見仁見智的各種爭論，但最基本內容應包括理性精神、個人主義和進步曆史觀。其中理性精神的凸顯是現代社會區別於前現代社會的基本標誌，隻有充分發揮理性能力，發展科學，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才能有效地認識和改造自然與社會，人類曆史的不斷發展才能成為可能。現代民主政治的興起也是以具有理性自覺的現代公民的成長為前提的。因此，從鴉片戰爭時期出現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打出的“科學”、“民主”旗幟，無不是以現代性為其基本思想主題的。
理性精神是西方文化傳統特質之一，更是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動力。中世紀，人不僅是神的奴仆，而且在自然麵前也十分的弱小，文藝複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使人們發現，正是由於人具有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理性的能力，因此，人完全能夠而且應當成為世界的主人。在理性的主導下，人類開始了認識進而征服世界的進程。正是理性精神使人類在一定意義上取代了萬能的神的地位。“麵對這種理性的統一性，神與人的區別就變成無關緊要的事情了……管理萬物的精神與創造萬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與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權，是主人，具有指揮權。”因此，理性精神的突顯是現代社會區別於前現代社會的標誌。
作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是新思想的倡導者，在注目世界、探索新知方麵起了開拓性作用。林則徐在廣東主持禁煙期間，設立譯館，將“所得夷書，就地翻譯”，編譯直接為抗英鬥爭服務的《各國律例》和《四洲誌》，使廣東成為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窗口。在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積極仿製西方戰船，提出建設新式海軍的主張，邁出“師夷長技”的第一步。1866年，由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沈葆楨為首任船政大臣的福建船政在馬尾成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建船廠、造兵艦、製飛機、辦學堂、引人才、派學童出洋留學等一係列“富國強兵”活動，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優秀的中國近代工業技術人才和傑出的海軍將士。他們曾先後活躍在近代中國的軍事、文化、科技、外交、經濟等各個領域，緊跟當時世界先進國家的步伐，推動了中國造船、電燈、電信、鐵路交通、飛機製造等近代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他們引進西方先進科技，傳播中西文化，促進了中國近代化進程。
與理性的彰顯密切相關的是現代民主政治的興起。船政學員嚴複，以傳播西學為己任，通過譯著西學，向國人係統地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學、邏輯學等學科的重點內容，為近代中國引進了西方的進化論、唯物論的經驗論等主要理論，為苦苦尋求救國良方的愛國知識分子及時提供了豐富深刻的思想資源和新穎開放的思維方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尋求救國真理的知識分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當時廣為流傳，“進化之語，幾成常言”。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到胡適、魯迅、孫中山、蔡元培、陳獨秀，直至辛亥革命誌士黃興、胡漢民、陳天華等無不受其思想的深刻影響。所以，毛澤東認為：“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二、船政的興衰：閩都文化現代化的曆史啟示
薛菁、陳永正認為，閩都文化是“由閩都人即福州人創造的文化”，是“中原文化和當地土著文化不斷融合而成的中國地域文化的重要一支”；從其曆史發展看，閩都文化的形成可分為3個時期，遠古至秦漢之際為閩都文化初生萌發期，以閩越文化為代表；漢代中葉以後至南宋為閩都文化初步形成期，理學的發展以“海濱四先生”的成就為代表；明清之際至民國初年為閩都文化最終定型期，以船政文化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