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美鬆
中國近代史以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而翻開了新頁。鴉片戰爭失敗，隨之而來的是中華民族不盡的屈辱，其間有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諸多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喪師失地，敗績連連，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導致中國曆史上數千年之“大變故”。當此國家危亡、民生凋敝之際，一些誌士仁人奮起“救亡圖存”，探尋救國之路，或為富國強兵而舉辦洋務，或為喚醒民眾而興學辦報，或為改革朝政而倡導變法。其中頗為著名且影響深遠的就是福建船政的創辦，由此大開近代中國許多風氣之先。
創辦福建船政是由近代著名政治家左宗棠率先提出，而由沈葆楨全力實施的。他們都不愧為具有遠見卓識兼力行精神的政治家。他們又都與林則徐有著特殊關係，受其深刻影響。左宗棠早在1850年1月，受到林則徐接見，二人“湘江夜話”，深入交流，左宗棠從此認識到東南海防與西北塞防的重要性，在閩浙總督任上遂有舉辦福建船政的倡議；沈葆楨作為林氏外甥、女婿，接受“經世致用”之學，為“聞望素著，熟悉洋情之大員”，他忠心為國，勉力創辦船政，引進西方新式教育和科學技術人員，製造船艦，組建新式水師，船政因此成為中國最先建立的近代大工業，被譽為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現代科學技術的發祥地。
船政有幸，因為創辦者都是具有愛國熱忱和擔當精神的政治家和實幹家。左宗棠奏請創辦福建船政，旨在富國強兵，加強東南海防。他指出：“船政關係海防根底，斷不容不慎擇其人。”因此他力薦沈葆楨主其事。沈葆楨實心主持船政事業，迅速取得成效。如他在為船政衙門親撰的楹聯中所宣示的：“以一簣為始基，自古天下無難事；致九譯之新法，於今中國有聖人。”沈葆楨深知，福建船政創始之艱難，決心以創新之法造就一代“聖人”。這就是船政創辦之初設定的遠大目標和實現這一目標的嶄新途徑。
由上可見，船政在創辦伊始就決定了它在全國起著“開風氣之先”的曆史作用。他們排除萬難，為中國水師的現代化建設奠定基礎。沈葆楨以引進國外新鮮知識和先進技術為途徑，培養造就中國新一代創業和治軍的優秀人才。福建船政創辦的曆程也是艱苦卓絕的。沈葆楨深知，他所創辦的船政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具有創始先導的意義，必須一步一步地紮實進行；同時他也認為，作為新創設的機構，首要的是培育人才，所以他一再強調：“船政根本，在於學堂。”果然，在他的精心領導和規劃下，船政實現的最大成就就在於培養出大批的傑出人才。
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曾講過：“閩開風氣之先”，又說“閩堂是開山之祖”。閩中不僅造船開了全國先河，而且學堂教育也開了全國的先河。沈葆楨具有遠大目光與超卓見識，建設近代化大型造船廠，使馬尾成為近代中國最早對外開放和引進西學西術的窗口。船政學堂的畢業生和留學生，已經可以獨立承擔起船艦的設計、製造工作，掌握了駕駛技術，並且培養出各方麵的專業技術人才。正如船政局德國籍副監督德克碑所讚許的：“中華多好手，製作駕駛，均可放手自為。”這些“好手”遂成為近代中國許多領域的領軍人物和創始先驅。
船政創辦所具有的開先意義，不僅體現在左宗棠、沈葆楨等創辦者所設定的長遠目標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們所采取的措施中。船政創辦者們首先注意到海防的重要性以及東南海防的特別意義。他們放眼長遠，力主加強中國海防。“閩之船政也，原為天下海防之計。”左宗棠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即是從保衛海防角度強調設局造船。沈葆楨也認為“船政為海防第一關鍵”，“船政為海防水師根本”。他注意引進西學、引進外籍教師和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同時保持國家主權和管理的主動權。他們為此強調創辦船政的主權問題。沈葆楨反複強調，船政管理必須“權操自我”。他認為：“船政為中國工程，中國有大臣主之”，反對法國領事官企圖“任意把持”。而讓洋員、洋匠“遵我約束，供我指揮”。這是在開放形勢下，引進技術與人才中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也是沈葆楨在新形勢下開創新事業所堅持的重要理念。沈葆楨的創新原則具有現實意義，他的主權意識更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它向人們昭示，在近代乃至現代的對外交往與文化交流中，必須始終堅持主權原則，才能保證政治的主動性與建設的實效性。在教育領域保持主權，可以讓開放的教育為我所用；引進西學為強兵與固防服務，為革新教育與培養新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