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正
中國教育近代化濫觴於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清史稿》雲：“有清一沿明製，二百餘年，雖有以他途進者，終不得與科第出身者相比。康、乾兩朝，特開製科。博學鴻詞，號稱得人。然所試者亦僅詩、賦、策論而已。洎乎末造，世變日亟。論者謂科目人才不足應時務，毅然罷科舉，興學校。采東、西各國教育之新製，變唐、宋以來選舉之成規。前後學製，判然兩事焉。”又雲：“自五口通商，英法聯軍入京後，朝廷鑒於外交挫衄，非興學不足以圖強。先是交涉重任，率假手無識牟利之通事，往往以小嫌釀大釁，至是始悟通事之不可恃。又震於列強之船堅炮利，急須養成翻譯與製造船械及海陸軍之人才。故其時首先設置之學校，曰京師同文館，曰上海廣方言館，曰福建船政學堂及南北洋水師、武備等學堂。”
上述兩段引文表明：一、鴉片戰爭以後，傳統的科舉製度已經不再適應時局的需要；二、變革中國傳統教育宜采東、西方教育之新製（1895年前以西方為主，1895年後以日本為主——筆者注）；三、“師夷之長技”須以興學為前提，目的在於圖強。19世紀60年代，在經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潰敗之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便提出“自強新政”的口號，洋務運動沛然而興，興學堂、辦教育遂成為洋務運動之重中之重。誠如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所言：“夫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日而已亟矣。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製洋器為自強之道。”1867年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就是一所“采西學”以專門培養近代造船與駕駛輪船人員的洋務學堂，其為洋務學堂中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備、存在時間最長、影響亦最為深遠的一所，無論是教育理念還是辦學模式都稱得上是“先行先試”，推動了中國教育的近代化。
一、教育理念的轉型
中國傳統文化自成係統，有著自己固有的製度範圍和價值取向，其“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教育目標派生出了“重道輕器”、重倫理道德輕自然科學（即西學）的教育理念以及以科舉取士的人才培養模式，科舉仕途被視作所謂“正途出身”，洋學堂則被視作旁門邪道。其時，進入洋學堂，改讀“西學”可謂“一種不堪的選擇”。中國近代“西學第一人”嚴複留歐歸國後不被重視，自嘲道：“當年誤習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其長子嚴璩亦有記載曰：“府君自由歐東歸後，見吾國人事事竺舊，鄙夷所知，於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自思職微言輕，且不由科舉出身，故所言每不見聽。”比嚴複小27歲的魯迅亦有同感，其在《呐喊》序言雲：“那時候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隻得將靈魂賣給洋鬼子。”兩位著名文人所雲都反映了時人對洋務學堂之排斥、鄙視心理。船政學堂的創辦對於改變這種陳腐的觀念，推動中國近代教育觀念的形成具有“開風氣之先”的引領作用。
1866年福州船政局創辦之初，閩浙總督左宗棠就指出：“茲局之設，所重在學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轉相授受，為永遠之計，非如雇買輪船之徒濟於一時可比。”又雲：“夫習造輪船，非為造輪船也，欲盡其製造駕駛之術耳；非徒求一二人能製造駕駛也，欲廣其傳使中國才藝日進，製造駕駛輾轉授受，傳習無窮耳。故必開藝局，選少年穎悟子弟習其語言文字，誦其書，通其算學，而後西法可衍於中國。”繼左氏之後的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頗能秉承“不重在造而重在學”的“創始之意”，強調“學”的重要性。福州船政監督日意格也認為“建造船廠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如何造船和駕駛”，“如果沒有培養出合格的、嚴謹的、訓練有素的學生，那麼，全部的金錢都將被費掉”。為了鼓勵時人報考船政學堂，左宗棠在製定船政學堂章程時采取了優惠、獎掖政策。具體規定如下：
一、各子弟到局學習後，每逢端午、中秋，給假3日；度歲時於封印日回家，開印日到局。凡遇外國禮拜日，亦不給假。每日晨起後，夜眠前，聽教習洋員訓課，不準在外嬉遊，致荒學業。不準侮慢學業，欺淩同學。
二、各子弟到局後，飯食及患病醫藥之費，均由局中撥發。患病較重者，監督驗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調理，病痊後即行銷假。
三、各子弟飯食既由藝局供給，仍每名月給銀4兩，俾贍其家，以昭體恤。
四、開藝局之日起，每3個月考試一次，由教習洋員分別等第。其學有進境考列一等者，賞洋銀10元；二等者無賞無罰；三等者記惰一次。兩次連考三等者戒責；三次連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連考一等者，於照章獎賞外，另賞衣料，以示鼓舞。
五、子弟入局肄習，總以5年為限。另入局時，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結，限內不得告請長假，不得改習別業，以取專精。
六、藝局內宜揀派明幹正紳，常川住局稽察師徒勤惰，亦便剽學藝事以擴見聞。其委紳等，應由總理船政大臣遴選給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