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岩
1866年12月，總理船政事務衙門（史稱“船政”）在福建福州一個叫做馬尾的地方成立，船政工程隨即動工興建，船政學堂（即“求是堂藝局”）也同時對外招生。從此，近代化建設在祖國東南沿海踏上起步的台階，並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在近代中國積弱求強的曆程上，船政展現了科學技術、新式教育、工業製造、海權建設、中西文化交流等豐碩成果，孕育了諸多仁人誌士及其先進思想，折射出中華民族愛國自強、開拓進取、勇於創新、重視科教的偉大精神，形成了獨特的船政文化。船政文化就是船政曆史人物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創造的物化成就和政治精神成果。它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近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重要篇章，也是福建曆史和海西文化不可或缺的輝煌一頁，在近代化建設方麵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啟示。
一、引進技術是近代化起步的捷徑
近代化是一場社會變革，是向近代文明的轉化。它以科技為動力，以工業化為中心，以機器生產為標誌，並引起經濟結構、政治製度、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的全方位變化。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緩慢，一般認為洋務運動是標誌性的起點。洋務運動力圖通過采用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擺脫內憂外患的困境，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在這場運動中，船政表現突出，成就顯著，影響廣泛深遠。
從工業化的角度看，船舶工業是機械工業的集大成者，是機械生產水平的綜合反映。也是當時工業文明的重要標誌。船政引進西方技術、設備、人才和管理，開創了近代的造船工業，使之成為當時在中國乃至遠東規模最大、設備最為齊全、影響最為深遠的船舶工業基地，成為中國近代化的發祥地和科技的搖籃。從1868年開始製造“萬年清”號兵艦，到1907年止，共造船艦40艘，總噸位4.7萬多噸，占全國總產量的82％。技術上在國內領先，從快速引進吸收到結合實際大膽創新，船型從木殼到鐵脅到鋼殼，不斷地改進。機式裝備從常式到康邦省煤臥機，到新式省煤立機或臥機。船式也不斷改進，從常式到快船到鋼甲船。船舶的建造帶動了上下遊工業的發展，也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人員和產業工人。正因為有了造船這個工業基地，才有了日後破天荒地采用國產材料成功地製成了我國第一架水上飛機，從而開創了中國人自己的航空工業新紀元。
船政引進西方先進技術，采取高位嫁接的辦法，力圖迅速與國際接軌。當時認為歐洲的科技最為先進。李鴻章曾說：“查製造各廠，法為最盛，而水師操練，英為最精。”船政瞄準的就是法國的船艦製造，英國的海軍建設。林則徐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總結鴉片戰爭的教訓時，認為“器不良”、“技不熟”是重要原因，提出“不論造船製炮以及練兵，均應以師夷長技為原則”。為師夷長技，從1842年開始，一些有識之士就不斷地摸索，自行試製輪船，但都因技術不過關，“形模粗具，行駛不速”。1865年4月，徐壽等人在南京試製的“黃鵠”號終於取得成功，成為國人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艘輪船，載重25噸，航速6節。但鴉片戰爭後已曆時20多年，才取得這樣的成效，顯然進展緩慢。而船政引進法國的技術，第一艘兵船“萬年清”號依據法國當時的一級蒸汽軍艦改型監造，排水量擴大近一倍達1370噸，航速10節。通過引進嫁接，超越自己艱難的摸索過程，迅速接近當時的先進技術水平。通過兩年多的建設和引進，船政迅速形成規模，建設速度令人刮目。1881年，英國軍官壽爾參觀船政後也感到震驚，他說：“我們記得，50年前，中國是完全和西方的國家隔絕的，仿佛它是屬於另外一個行星。因此，當我們看到，由於與外國的世界接觸的結果，它的一部分高級官員的思想與思維的習慣已發生了令人驚羨的革命，我們不能不覺到駭愕。”這一成就充分說明通過開放，引進先進技術確是近代化起步的捷徑。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實施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使我們的工業迅速走向世界，從而大大縮短了工業化的進程，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技術上還有不少差距，因此引進先進技術仍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任務。
二、培養人才是近代化建設的核心
科學技術的進步為工業化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而知識結構的變革是近代化的核心。我們常說：經濟要發展，關鍵在科技，基礎在教育，核心是人才。當年的船政正是把人才培養作為根本的。左宗棠在《詳議創設船政章程折》中就提出“藝局為造就人才之地”。沈葆楨一再強調：“船政根本在於學堂。”船政創辦者不僅提出這樣的理念和戰略思想，而且認真組織實施。船政工程剛動工就招生辦學，暫借福州城內定光寺(又稱白塔寺)、仙塔街、城外亞伯爾順洋房開課。法國作家巴斯蒂在《清末留歐學生》曾有一個獨特的評價:認為左宗棠“萌發了一個頑強的念頭，即盡量使中國人具有可以不依賴外人而自己造船的能力”，而且“采用求是堂藝局這種學校教育的獨特形態”來完成。
引進來，走出去，是船政的技術發展戰略，也是其人才培養戰略。它既請進來，引進技術、設備、管理、人才和教育模式，又走出去，讓學生出國留學深造，造就了中國近代的一批科技骨幹和高級海軍將領，同時也使他們處於中西文化交流的風口浪尖上，讓他們能夠站在更高的層麵上來審視中國，尋找救國良方。
為了培養適合近代化建設的人才，船政引進西方先進的教育模式，結合中國實際，實行“權操諸我”的原則，形成特色鮮明的中國化辦學模式，從而打破了封建教育的傳統模式，開創了近代教育的先河，成為改革舊教育製度和建立近代教育體係的先鋒和典範。這種改革是革命性的，很多都是開風氣之先的。它突破傳統，大膽革新，采用契約合作、引進外教、留學深造的培養模式，采取廠校一體化、工學緊密結合的辦學形式，形成集普教、職教、成教於一爐的辦學體係，實行科技與人文結合、培養愛國情操和人才為本、精益求精、因材施教的教學理念，專業設置與課程體係針對性和實用性強，特色鮮明，成效卓著。它建立了與工業化和海軍建設相適應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留學製度，成為各地紛紛效仿的樣板，成為科技和海軍人才的搖籃，被李鴻章譽為“開山之祖”。
李鴻章把船政的培養模式歸納為“入堂、上船、出洋”六個字。把“出洋”即出國留學作為培養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對於封閉的、科學技術大大落後於發達國家的中國來說，是很有遠見的。沈葆楨認為洋人來華教習未必是“上上之技”，“以中國已成之技求外國益精之學”必然事半功倍。因此選取學生“赴法國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陳出新之理”，“赴英國深究其駛船之方，及其練兵製勝之理”。正是這種指導思想為學生的深造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於是，船政建立了留學製度，派學生分赴法、英、德、美、比、西、日等國留學。由日意格製訂留學章程和教學計劃，由華洋兩監督共同管理。各專業學生按對口專業到有關學校和工廠學習。學習的專業有造船、航海、飛機、潛艇、槍炮、魚雷、礦冶、機械、無線電、天文等。學成回國，成為我國科技力量的主要骨幹。通過留學，使留學生門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改變了思維，學到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也正因為有了出國留學，使他們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異同。通過對比，了解到差距，促使他們去了解西政，探尋真理。從而培養了一批精英，形成一個具有愛國思想、能奮鬥自強、眼光敏銳、思維方式開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一代新型知識分子群。他們走在時代的前列，成為有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專家和學者。典型的代表有啟蒙思想家嚴複，“鐵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家陳季同、羅豐祿，造船專家魏瀚、鄭清濂，礦務專家林應升、林日章，輪機專家陳兆翱、楊廉臣，天文學家高魯等等。同時培養了一批海軍將領和軍事技術人才。中國近代海軍同類人員的60％是船政培養的。清末和民國時期的多數海軍高級將領，如葉祖珪、薩鎮冰、藍建樞、劉冠雄、李鼎新、程壁光、黃鍾瑛等等，都是船政學堂的畢業生。還有在中法馬江海戰英烈呂翰、許壽山，中日甲午海戰英烈鄧世昌、林永升等也是船政培養的傑出精英。清史稿稱讚“船政學堂成就之人才，實為中國海軍人才之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