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節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幹；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裏，已經說過理由。不過貞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卻可類推。隻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種，其實也隻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著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於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於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著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隻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汙沒有？死了如何好，活著如何不好。於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隻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眾不同，社會上隻配有他的意思。一麵又靠著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麵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裏，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隻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子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後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娶，並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裏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並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並無什麼裁製，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曆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於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後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於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於歸了“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的什麼“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後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裏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麼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隻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極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隻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讚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誌”，甚而至於錢謙益的集中，也布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隻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於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