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
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後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孫子理應終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兒必須時時咒罵他的親娘。是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
（《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盡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休息在Ahasvar的簷下，Ahasvar不準他，於是被了咒詛，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Ahasvar從此就歇不下，隻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樂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著咒詛，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的罷。
隻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誌士們之所謂為社會者無涉。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
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隻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墳娜拉走後怎樣》）
北京大學的反對講義收費風潮，芒硝火焰似的起來，又芒硝火焰似的消滅了，其間就是開除了一個學生馮省三。
這事很奇特，一回風潮的起滅，竟隻關於一個人。倘使誠然如此，則一個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許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無呢。
現在講義費已經取消，學生是得勝了，然而並沒有聽得有誰為那做了這次的犧牲者祝福。
即小見大，我於是竟悟出一件長久不解的事來，就是：三貝子花園裏麵，有謀刺良弼和袁世凱而死的四烈士墳，其中有三塊墓碑，何以直到民國十一年還沒有人去刻一個字。
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後，所留給大家的，實在隻有“散胙”這一件事了。
（《熱風即小見大》）
滬案發生以後，沒有一個文學家出來“狂喊”，就有人發了疑問了，曰：“文學家究竟有什麼用處？”
今敢敬謹答曰：文學家除了謅幾句所謂詩文之外，實在毫無用處。
中國現下的所謂文學家又作別論；即使是真的文學大家，然而卻不是“詩文大全”，每一個題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會在萬籟無聲時大呼，也會在金鼓喧闐中沉默。LeonardodaVinci非常敏感，但為要研究人的臨死時的恐怖苦悶的表情，卻去看殺頭。中國的文學家固然並未狂喊，卻還不至於如此冷靜。況且有一首《血花繽紛》，不是早經發表了麼？雖然還沒有得到是否“狂喊”的定評。
文學家也許應該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總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漢口的犧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幹幹淨淨，詩文卻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還要感動別人，啟發後人。
這倒是文學家的用處。血的犧牲者倘要講用處，或者還不如做文學家。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諱言這“一無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鋪排得好聽一點，還可以寒天烘火爐一樣，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兒。但那報應是永遠無藥可醫，一切犧牲全都白費，因為在大家打著盹兒的時候，狐鬼反將犧牲吃盡，更加肥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