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墳娜拉走後怎樣》）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現今在墳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繪畫，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隻洋鳥，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個草書一個俗字麼？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不知道是沒有如此大膽的藝術家；還是雖有而民眾都加迫害，他於是乎隻得萎縮，死掉了？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熏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無論從那裏來的，隻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雲雲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但對外敵，卻明明已經稱臣，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縟節以及嘮叨的碎話。正如倒黴人物，偏多忌諱一般，豁達閎大之風消歇淨盡了。直到後來，都沒有什麼大變化。我曾在古物陳列所所陳列的古畫上看見一顆印文，是幾個羅馬字母。但那是所謂“我聖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漢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漢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現在，便是藝術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麼？
（《墳看鏡有感》）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於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歎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麼？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麼？不是“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麼？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蠃並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
（《墳春末閑談》）
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已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墳燈下漫筆》）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於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北方疆土雖失於拓跋氏，士人卻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並。至於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於憤激，但對於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卻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麼都倒敗了。這是倚賴“餘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於“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
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卻去瞄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唐以後，自誇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的曲子裏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廝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麵登羅底叫德夫：何足雲乎？！”（《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三）這就是那時的暴發戶的醜態。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於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
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於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墳論“他媽的！”》）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銳敏了之故罷，向來就很嬌氣，什麼也給他說不得，見不得，聽不得，想不得。道學先生於是乎從而禁之，雖然很像背道而馳，其實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們還是一看見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塚就要做詩。我現在雖然也弄弄筆墨做做白話文，但才氣卻仿佛早經注定是該在“水平線”之下似的，所以看見手帕或荒塚之類，倒無動於中；隻記得在解剖室裏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屍體上動刀的時候，可似乎略有做詩之意，——但是，不過“之意”而已，並沒有詩，讀者幸勿誤會，以為我有詩集將要精裝行世，傳之其人，先在此預告。後來，也就連“之意”都沒有了，大約是因為見慣了的緣故罷，正如下等人的說慣一樣。否則，也許現在不但不敢說胡須，而且簡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論”或“天地玄黃賦”便不屑做。遙想土耳其革命後，撕去女人的麵幕，是多麼下等的事？嗚呼，她們已將嘴巴露出，將來一定要光著屁股走路了！
（《墳從胡須說到牙齒》）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嚐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於。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隻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製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跟著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卻將活人的唇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於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幹資料，以供使役，但這並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範圍以內，姑且不論。
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采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係，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裏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說，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麵，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說可有相關，但正在複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
（《墳寫在〈墳〉後麵》）
試看中國的社會裏，吃人，劫掠，殘殺，人身賣買，生殖器崇拜，靈學，一夫多妻，凡有所謂國粹，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辮，吸鴉片，也正與土人的奇形怪狀的編發及吃印度麻一樣。至於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
……中國十三經二十五史，正是酋長祭師們一心崇奉的治國平天下的譜……
（《熱風隨感錄四十二》）
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我們隻要留心譯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樣對於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便能發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的確還隔著幾重鐵壁。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我們卻以為他鼓吹打仗；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我們卻說他講笑話；他們以為好的，我們說來卻是壞的。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國民文學，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裏寫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所以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麼，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麼，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麼，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幹。
中國曆史的整數裏麵，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隻是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火從北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後，一大堆流水帳簿，隻有這一個模型。倘嫌“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刀與火”也觸目，我們也可以別想花樣，奉獻一個諡法，稱作“聖武”，便好看了。
古時候，秦始皇帝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羽說，“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麼呢？便是取邦所說的“如此”。“如此”的程度，雖有不同，可是誰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與“丈夫”的心中，便都是這“聖武”的產生所，受納所。
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簡單地說，便隻是純粹獸性方麵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現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在我們這單有“我”，單想“取彼”，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界上，實沒有插足的餘地。
（《熱風隨感錄五十九“聖武”》）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呐喊狂人日記》）
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隻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麵的月光，隻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凶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凶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
（《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
約翰彌耳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製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才漸近於正經的活人。
（《華蓋集忽然想到（五至六）》）
請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國。我的一個朋友從印度回來，說，那地方真古怪，每當自己走過恒河邊，就覺得還要防被捉去殺掉而祭天。我在中國也時時起這一類的恐懼。普通認為romantic的，在中國是平常事；機關槍不裝在土穀祠外，還裝到那裏去呢？
（《華蓋集忽然想到（九）》）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
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
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
（《華蓋集長城》）
華夏大概並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迭的黑雲，其中有故鬼，新鬼，遊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我裝作無所聞見模樣，以圖欺騙自己，總算已從地獄中出離。
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牆”一般，使你隨時能“碰”。
（《華蓋集“碰壁”之後》）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
（《華蓋集並非閑話》）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呼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麵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華蓋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尊孔，崇儒，專經，複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們，向來總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詔天下”，而且又“以貞節勵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現在麼？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曆史上裝不下去了；那麼，去翻專誇本地人物的府縣誌書去。我可以說，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隻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卻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幾卷。孔子之徒的經，真不知讀到那裏去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還有，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麼？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
我總相信現在的闊人都是聰明人；反過來說，就是倘使老實，必不能闊是也。至於所掛的招牌是佛學，是孔道，那倒沒有什麼關係。總而言之，是讀經已經讀過了，很悟到一點玩意兒，這種玩意兒，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裏就有的，此後的書本子裏還隨時可得。所以他們都比不識字的節婦，烈女，華工聰明；甚而至於比真要讀經的笨牛還聰明。何也？曰：“學而優則仕”故也。倘若“學”而不“優”，則以笨牛沒世，其讀經的主張，也不為世間所知。
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誑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幹時候，自然被忘得幹幹淨淨；隻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況且即使將來沒有“正人君子”之稱，於目下的實利又何損哉？
這一類的主張讀經者，是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的，也不希望人們都讀成他自己那樣的；但是，耍些把戲，將人們作笨牛看則有之，“讀經”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抗議的諸公倘若不明乎此，還要正經老實地來評道理，談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氣，也要將你們歸入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類裏去了。
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幹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裏，不妨妄行。單是妄行的是可與論議的，故意妄行的卻無須再與談理。惟一的療救，是在另開藥方：酸性劑，或者簡直是強酸劑。
（《（《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
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看宋事，《三朝北盟彙編》已經變成古董，太貴了，新排印的《宋人說部叢書》卻還便宜。明事呢，《野獲編》原也好，但也化為古董了，每部數十元；易於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彙編》，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幹。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腳是三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卻是天足，能飛跑；丈母老太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卻種的是牛痘，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
（《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隻有伶俐最值錢。
（《華蓋集並非閑話（三）》）
我卻沒有被其催眠，反覺得這道理比滿洲人所說的“亡明者闖賊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的話還可笑。從表麵上看起來，滿人的話，倒還算順理成章，不過也隻能騙順民，不能騙遺民和逆民，因為他們知道此中的底細。
（《華蓋集這回是“多數”的把戲》）
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
（《華蓋集續編古書與白話》）
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隻消以一語包括之，曰：可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