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過程，是對知識、思想進行占有、挑選和吸收的過程，這就需要比較，鑒別，從而更合理地將別人的知識和思想，轉化為屬於自己的東西。因此，比較閱讀法是甚為通行也是富有成效的讀書方法，其特點是將兩種或多種材料對照閱讀，分析其同異，然後作出讀者的判斷和選擇。嚴格講，參讀也是比較，因此我們將其放在一起，作為魯迅讀書方法來品鑒。
魯迅之所以提倡“隨便翻翻，其關鍵在於隨便翻翻包含著比較，即在不受主觀傾向限製的情況下讀書，讀者自身不會被自己的立場好惡所驅使，能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對待不同類型的著作，從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知識、信息開辟了更大的範圍和思想空間。通過這種方式，使自己得到的信息量大，而且包容了相似、相反等不同類型的信息，這就為比較奠定了基礎。所以，魯迅一生讀書，就廣泛運用了瀏覽而來的材料，並對之進行分析比較，使自己的知識積累更有價值，使自己的思想更為明晰清楚，而所作出的判斷與選擇就更符合實際。由於每種書的作者的知識與思想，都不可能是絕對的真理代表，知識錯誤、思想缺陷都是客觀存在的；而有的書，雖貌似公允、代表了真理，其實並非如此。讀書人如果不認真地分析，往往就會受騙上當，把毒藥當作蜜糖，將惡草視為香花。於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大量泛覽各種書籍、了解各種觀點的基礎上，進行比較，然後取舍。魯迅對此，經驗豐富，深諳比較讀書法。他指出，對可能上當而被誘騙過去的書，“治法是多翻，翻來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較，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鄉下人常常誤認一種硫化銅為金礦，空口是和他說不明白的，或者他還會趕緊藏起來，疑心你要白騙他的寶貝。但如果遇到一點真的金礦，隻要用手掂一掂輕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他接著又說：“‘隨便翻翻是用各種別的礦石來比的方法，很費事，沒有用真的金礦來比的明白、簡單。我看現在青年的常在問人該讀什麼書，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而且一識得真金，一麵也就真的識得了硫化銅，一舉兩得了。
基於此，魯迅提倡讀與自己意見相反的書，甚至是過時的書。他說：“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已經過時的書，也用一樣的辦法，例如楊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來，他的思想是活著的，現在意見和他相近的人們正多得很。楊光先是中國曆史上相當有名的排外思潮的代表。清順治元年（1644），清政府任命德國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變更曆法，新編曆書，楊光先以捍衛封建正統的立場，以迷信為武器，用頑冥不化的排外情緒，上書禮部，指摘新曆書封麵上不該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到康熙四年（1665），他又以新曆推算日蝕有誤為理由，致使湯若望被判有罪，自己便取代了湯若望的官職，並恢複舊曆。後來，他由於推閏失實，被捕下獄，後獲釋放。楊光先的行為，代表的是迷信向科學發難以及封閉對開放進攻的思潮。《不得已》是他曆次指控湯若望的呈文及論文的彙集。在書中，他公然說出了“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荒唐話，暴露出了排外和拒絕科學的不光彩形象。魯迅所處的時代，複古思潮大有死灰複燃之勢，排斥先進的外民族文化，對科學的拒絕，在社會上也有相當的市場。一些人的書和文章，大談中國精神文明天下第一，而對物質文明的落後視而不見。種種情況，說明楊光先後繼有人。魯迅正是強調通過讀過時的書來對比現時一些人的思想觀點，從而找到二者的淵源，並進而探討其悠悠不絕的社會、文化、思想基礎。這樣一來，貌似捍衛民族文化的種種表現，在時代發展方向和趨勢的比較之下，在曆史與現實的比較下，實質也就昭然若揭了。人們也就不會簡單地被這些思想所迷惑，不會上當受騙。
魯迅喜歡讀史，尤其喜讀野史和雜說，究其根本原因，乃是野史雜說所記的人和事，比正史真切，沒受到正統思想的浸染，也未經統治者根據需要加以刪改，從而具有更多的真相或獨到的見解，如果與正史相與比較而讀，就有可能得到新的意想不到的收獲。他這樣寫道：“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錯字是加添了，甚至於連文章都刪改了，最便當的是《琳琅秘室叢書》中的兩種《茅亭客話》一是宋本，一是四庫本，一比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裏麵也不敢說什麼。據說，字裏行間是也含著什麼褒貶的，但誰有這麼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吧。因有了這種經驗，尤其是有了讀野史雜說的經驗，兩兩對比，讀後者就另有一番價值在。他說：“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比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假若不是用比較的方法去讀史，魯迅也就不會有那麼深入的體會，也就見不出比較的好處來了。事實正是這樣。前麵提到的《茅亭客話》就是好的例子。《茅亭客話》，係宋代黃休複著，其內容記錄了從五代到宋真宗時（約公元十世紀）的蜀中雜事。魯迅不僅看了四庫本，後來又看了校宋本和影宋本，經過對讀，魯迅發現了一個秘密：“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卻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為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魯迅所說的四庫本刪改古書的“陰謀是指的什麼呢？說穿了，指清朝統治者有意抹去古書中體現出來的作者的民族氣節的文字，淡化漢人的民族仇視心理，使漢民族的人成為大清的順民。魯迅正是通過比較閱讀，使清統治者的實質暴露無遺。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踿踿，抽毀踿，剜去之類也且不說踿踿，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麵踿，也曾經有過很有些踿踿骨氣的人踿踿。不僅如此，魯迅還通過對讀宋代晁說之的詩文集《嵩山文集》的四庫本和影舊抄本，發現“賊“虜“犬羊等字都被四庫本刪改了；即使提到金人的淫掠也加以避諱；至於“夷狄等字眼，更在刪除之列；連“中國這兩個字亦不讓出現，“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