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日本一共呆了七年，除兩年是在仙台外，餘時皆住東京。在東京又分為兩段，前段為弘文時期，後段指從仙台退學後的一段時間。作為官費留學生，國家每年給一般留學生的費用是四百元，除去生活開銷，所剩不多，要大量購買書是不易的。所以魯迅在東京時期購書有一重要特點，就是訪求舊書為多。尤其是當他從仙台回東京後，又想辦刊物，又想譯小說，經費更加拮據，逛舊書店，在地攤上尋書，便成了他的興趣所係。
在弘文時，魯迅除了緊張學習日語外，便是大量涉獵西方哲學和文學作品，在這時，便開始購書。許壽裳講：“魯迅在弘文學院時，已經購有不少的日本文書籍，藏在書桌抽屜內，如拜倫的詩、尼采的傳、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等等。我看見了這些新書中間，夾著一本線裝的日本印行的《離騷》——這本書，他後來赴仙台學醫，臨行時贈給我了——稍覺得有點奇異。這也是早期印象之一。他曾經對我說過：‘《離騷》是一篇自敘和托諷的傑作，《天問》是中國神話和傳說的淵藪。從許氏回憶中可以看出，魯迅當時讀書的興趣主要在西方的作品，但對他終生喜愛的屈原的作品，在這時也很重視，盡管他後來對屈原的看法有些變化，可始終保持了敬仰之情。也許在接觸尼采、拜倫作品後，他對屈原的認識就有了自己另外的看法，將日本出版的《離騷》送給許壽裳，是否可以說就是認識變化的先兆呢？許壽裳感到有點奇異，實際上已經察覺了魯迅的這種變化。
弘文學習期間，買書的情況記載不多，下麵重點談談他從仙台回來後的情形。從仙台回來後，魯迅和許壽裳、周作人住在一起。這時，他主要把心思投入從事文藝活動上。魯迅自己說道：“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致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誌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複古的傾向，所以隻謂之《新生》。據周作人回憶，《新生》之名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這份雜誌，本來是同人雜誌，預定的撰稿人除了魯迅和周作人外，還有許壽裳、袁文藪。袁在東京時，和魯迅談妥，約定自己雖到英國留學讀書，但一定為雜誌寫稿。魯迅對他抱有很大希望，結果袁走後，杳如黃鶴，稿子沒有寫來，連信也沒有一封。主要寫稿人的失約，對魯迅刺激很大，加上經費實在難以籌集，於是，剛剛萌芽的《新生》還未落地就夭折了。魯迅後來曾懷著悲涼的心情談了此事的結局：“《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幹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隻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命運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然而，魯迅那時並沒灰心，仍以樂觀的態度作準備工作，主要是收集書報和讀書，而且是拚著命在幹。周作人講：“看來這《新生》的實現是一時無望的了，魯迅卻也並不怎麼失望，還是悠然的作他準備的工作，逛書店，收集書報，在公寓裏燈下來閱讀。……早上起來很遲，連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隻抽了幾支紙煙，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飯，下午如沒有客人來，便出外去看書，到了晚上乃是吸煙用功的時間，總要過了半夜才睡。
此時期，魯迅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以文藝來振刷國民精神。因此，他買書主要集中在文藝作品，因經濟原因，逛舊書店便構成此時買書的重要特色。許壽裳說得非常清楚：“我和魯迅不但同居，而且每每同行，如同往章先生處聽講呀；同往讀德文呀，——那時俄文已經放棄不讀了；又同訪神田一帶的舊書鋪，同訪銀座的規模宏大的丸善書店呀。因為我們讀書的趣味頗濃厚，所以購書的方麵也頗廣泛，隻要囊中有錢，便不惜‘孤注一擲，每每弄得懷裏空空而歸，相對歎道：‘又窮落了！這些苦的經驗，回憶起來，還是很有滋味的。魯迅自己的回憶更為具體，亦更為生動。在《小約翰引言》中，他這樣說：“留學時候，除了聽講教科書，及抄寫和教科書同種的講義之外，也自有些樂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區一帶的舊書坊。日本大地震後，想必很是兩樣了吧，那時是這一帶書店頗不少，每當夏晚，常常蝟集著一群破衣舊帽的學生。店的左右兩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書，裏麵深處大抵跪坐著一個精明的掌櫃，雙目炯炯，從我看去很像一個靜踞網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羅網者的有限的學費。但我總不免也如別人一樣，不覺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買幾本，弄得很覺得懷裏有些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