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又有人來恐嚇了。他說，你不怕麼？古之嵇康，在柳樹下打鐵，鍾會來看他，他不客氣，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於是得罪了鍾文人，後來被他在司馬懿麵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無論遇見誰，應該趕緊打拱作揖，讓坐獻茶，連稱“久仰久仰”才是。這自然也許未必全無好處，但做文人做到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麼？況且這位恐嚇家的舉例，其實也是不對的，嵇康的送命，並非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鍾會不去搬是非，也總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不過我在這裏，並非主張文人應該傲慢，或不妨傲慢，隻是說，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隻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卻又並非回避，隻是唱著所是，頌著所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④（④赫爾庫來斯緊抱巨人安太烏斯赫爾庫來斯，通譯赫拉克勒斯；安太烏斯，通譯安泰俄斯。希臘神話說，赫拉克勒斯是主神宙斯的兒子，天生神勇有力；安泰俄斯是地神蓋婭的兒子，隻要靠住地麵，一樣力大無窮。在一次搏鬥中，赫拉克勒斯把安泰俄斯緊緊抱起，揪離地麵，才把他扼死。）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五月五日。
從幫忙到扯淡①
（①發表於1935年9月《雜文》月刊第3號。後編入《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說到本文原為《文學論壇》而作，曾“被全篇禁止”，是幾個月後才得以發表的。）
“幫閑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於侑酒②（②侑酒勸酒，陪酒。）；屈原③（③屈原(約前340-約前278)戰國後期楚國政治家、詩人。名平，字原，又字靈均，楚懷王時官左徒，主張內施德政，修明法度，外聯盟國，共禦暴秦。這些主張受到貴族集團的反對，屢遭誹謗，後被頃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終至投江而死。他是“騷體”的創始者，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對後世詩歌影響很大。）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隻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④（④宋玉楚國詩人，生平不詳。東漢王逸說他是屈原的學生，曾事楚襄王，為大夫，但不得誌。著有《九辯》《風賦》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⑤（⑤“俳優蓄之”語見《漢書·嚴助傳》。俳優，古代以樂舞諧戲為業的藝人。），隻在弄臣⑥（⑥弄臣，皇帝狎近戲弄之臣。）之例。不滿於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⑦（⑦司馬相如(約前179-前117)漢代辭賦家。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史記》說他“稱病閑居，不慕官爵”。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主要是辭賦，《子虛賦》、《上林賦》為其代表作。），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麵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閑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⑧（⑧李漁(1611—約1679)清代著名戲曲理論家，作家。號笠翁，浙江蘭溪人。著有《閑情偶寄》及《笠翁十種曲》、《十二樓》等。《一家言》即《閑情偶寄》，為詩文雜著，共六卷。），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誌，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如果有其誌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
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隻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
名人和名言①
（①發表於1935年7月《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9期，署名越丁。後編入《且介亭雜文二集》。）
《太白》②（②《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陳望道主編。1934年9月20日創刊，次年停刊。）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③（③南山即陳望道(1890-1977)，教育家，語言學家。浙江義烏人。早年從事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1920年譯成《共產黨宣言》。任《新青年》編輯，後在複旦大學等多所大學任教職。1949年以後，任複旦大學校長，華東高教局局長、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著有《修辭學發凡》、《美學概論》等。）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他舉出：第一道是說“要做白話由於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說“要白話做好，先須文言弄通”。十年之後，才來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為你們說文言難，白話更難。理由是現在的口頭語，有許多是古語，非深通小學就不知道現在口頭語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寫錯。……”
太炎先生的話是極不錯的。現在的口頭語，並非一朝一夕，從天而降的語言，裏麵當然有許多是古語，既有古語，當然會有許多曾見於古書，如果做白話的人，要每字都到《說文解字》裏去找本字，那的確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難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從提倡白話以來，主張者卻沒有一個以為寫白話的主旨，是在從“小學”裏尋出本字來的，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借字。誠然，如太炎先生說：“乍見熟人而相寒暄日‘好呀’，‘呀’即‘乎’字；應人之稱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們即使知道了這兩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還是用“好呀”或“是唉”。因為白話是寫給現代的人們看，並非寫給商周秦漢的鬼看的，起古人於地下，看了不懂，我們也毫不畏縮。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實是文不對題的。這緣故，是因為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範圍太廣了。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誰都願意聽聽名人的指點，但這時就來了一個問題：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曆聽了兩家的種種指點以後，卻覺得必須有相當的警戒。因為是：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
博識家的話多淺，意義自明，惟專門家的話多悖的事，還得加一點申說。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社會上崇敬名人，於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名人被崇奉所誘惑，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於是乎就悖起來了。其實，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還有江亢虎④（④江亢虎(1883—1954)原名紹銓，江西弋陽人。早年留日，複遊西歐，宣傳無政府主義。1911年組織中國社會黨，1913年解散該黨去美任教，1921年去蘇旅行，作《新俄遊記》。1922年回國辦南方大學，後重組社會黨，段祺瑞執政時任製憲要員，北伐戰爭後去美，繼到加拿大任教。1933年回國，抗戰爆發後，在汪偽政府中任要職。抗戰勝利後被抓獲，1949年後移押上海，1954年病死監中。）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麼樣呢，我不知道。隻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為‘悳’，從‘’從‘心’，‘疽’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裏去了，他竟連那上半並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不過在社會上，大概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所以譯一本歐洲史，就請英國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編一本經濟學，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學界的名人紹介醫生，說他“術擅岐黃⑤（⑤岐黃黃即黃帝，傳說中的上古帝王；岐即岐伯，傳說中的上古名醫。岐黃是岐伯和黃帝的合稱，即醫家之祖。今所傳中醫典籍《黃帝內經》，是戰國秦漢時醫家托名黃帝和岐伯所作。後世因以岐黃為中醫學的代稱。）”，商界的名人稱讚畫家，說他“精研六法⑥（⑥六法被認為是中國畫的基本方法。南朝齊謝赫的《古畫名錄》中說：“畫有六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這也是一種現在的通病。德國的細胞病理學家維爾曉(Virchow)⑦（⑦維爾曉(1821-1902)通譯微耳和。德國科學家和政治活動家，細胞病理學的奠基人。著有《細胞病理學》等。），是醫學界的泰鬥，舉國皆知的名人，在醫學史上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進化論，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幾回講演，據赫克爾(Haeckel)⑧（⑧赫克爾(1834—1919)通譯海克爾，德國生物學家。著作有《宇宙之謎》、《人類發展史》等。）說，很給了大眾不少壞影響。因為他學問很深，名甚大，於是自視甚高，以為他所不解的，此後也無人能解，又不深研進化論，便一口歸功於上帝了。現在中國屢經紹介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Fabre)，也頗有這傾向。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於昆蟲界。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為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於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為益蟲和害蟲，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餘了。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於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並非無故：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麼，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不過名人的流毒，在中國卻較為利害，這還是科舉的餘波。那時候，儒生在私塾裏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條陳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績如何呢，不待我多說。
這病根至今還沒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滿天飛”之概。我想，自此以後，我們是應該將“名人的話”和“名言”分開來的，名人的話並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這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分別名人之所以名，是由於那一門，而對於他的專門以外的縱談，卻加以警戒。蘇州的學子是聰明的，他們請太炎先生講國學，卻不請他講薄記學或步兵操典，——可惜人們卻又不肯想得更細一點了。
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於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於我的所說，可是我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亦“懸諸日月而不刊”⑨（⑨“懸諸日月而不刊”語出漢代揚雄《答劉歆書》：“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刊，削，剝落。不刊，不可改動之意。）之論也。
七月一日。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①
（①本文原用日文寫作，在發表於日本《文藝》雜誌1936年2月號的同時，在上海《青年界》月刊第9卷第2期和《海燕》月刊第2期發表。後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
——為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到了關於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說一兩句話的時候了。說什麼呢？他太偉大了，而自己卻沒有很細心的讀過他的作品。
回想起來，在年青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那《神曲》的《煉獄》裏，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岩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於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
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吃驚於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作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夫斯基，則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著似的。這決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為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卻常常想廢書不觀。
醫學者往往用病態來解釋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這倫勃羅梭②（②倫勃羅梭(C.Lombroso，1836—1909)也譯作龍勃羅梭，意大利精神病學者、犯罪學家。著有《天才論》、《犯罪人論》等。他對精神病學，尤其是犯罪學有著開拓性的貢獻。他強調犯罪的遺傳因素，主張對“生來犯罪人”采取死刑，終身隔離及消除生殖機能等以“保衛社會”。他的學說曾被德國法西斯所采用，在犯罪學史上，他受到的攻擊同讚美一樣多。）式的說明，在現今的大多數的國度裏，恐怕實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們的讚許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經病者，也是俄國專製時代的神經病者，倘若誰身受了和他相類的重壓，那麼，愈身受，也就會愈懂得他那夾著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於是愛他起來的罷。
不過作為中國的讀者的我，卻還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在中國，君臨的是“禮”，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從，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堅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歲的所謂節婦身上，也許偶然可以發見罷，但在一般的人們，卻沒有。忍從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為恐怕也還是虛偽。因為壓迫者指為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的這虛偽，對於同類，是惡，而對於壓迫者，卻是道德的。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終於也並不隻成了說教或抗議就完結。因為這是當不住的忍從，太偉大的忍從的緣故。人們也隻好帶著罪業，一直闖進但丁的天國，在這裏這才大家合唱著，再來修練天人的功德了。隻有中庸的人，固然並無墮入地獄的危險，但也恐怕進不了天國的罷。
十一月二十日。
“題定”草①
（①本文第六、七兩節發表於1936年1月上海《海燕》月刊第1期，八、九兩節發表於同年2月《海燕》第2期。後編入《且介亭雜文二集》。）（六、七、八、九）
六
記得T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蟄存先生曾在什麼刊物上有過批評，②（②施蟄存的批評，施蟄存1935年6月在《文飯小品》第5期發表《雜文的文藝價值》一文，其中說：“他（魯迅）是不主張‘悔其少作’的，連《集外集》這種零碎文章都肯印出來賣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們在編輯自己的作品集的時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為在現今出版物蜂擁的情形之下，每個作家多少總有一些隨意應酬的文字，倘能在編集子的時候，嚴格地刪定一下，多少也是對於自己作品的一種鄭重態度。”）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著多管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