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層層疊疊，距離我們越近的回憶，越有死生契闊的感覺。
明清時期，浙江溫州、處州就開始出現專業的坑戶負責采礦，而爐戶則負責冶煉：“至於坑、爐各戶，多者數十人，少者不過五六人，所費工本無多，煎洗甚易為力，散處眾山，零星工作，各自依山為業。”
以分工為基礎，出現了礦石買賣行為，而這，就成為了中國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形成。據道光年間《辰溪縣誌》卷二十一記載：“又有廠民收買炭礦，雇募人夫，煽鑄生板，計每爐一座所需雇工及挑運腳夫約數十人。”設爐雇人冶鐵的“廠民”多是外來商人，也有土著居民，因而鐵廠有客廠、鄉廠之分：“其收買炭礦，開設爐墩於縣屬溪邊河岸，雇募人夫煽鑄生鐵，名生板者，有多廠、客廠之分。鄉廠者，數人共一爐墩，各以所獲炭礦輪流煽鑄，為日甚暫。客廠者，或一人或數人合夥，先期收買炭礦，每秋涼時開爐，至次年春夏之交為止。”
溫州，在不經意間就進入了中國經濟史當中，不過這些模糊的經濟模型還遠不能與改革開放之後，溫州真正經曆的東西相比。
1978年是當代中國商業史的新開端，也是溫州人作為“草根商業階層”實現“中國財富夢”的另類樣本。
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中，溫州人敢想、敢試、敢為、敢為天下先，打造了許多令人驚羨的第一；溫州人膽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島、包油田……占盡市場先機、屢屢得勝。溫州人的膽大包天不是個別溫州人的行為，它更深刻地體現為整個溫州團體的特征和品質而被社會各界廣為流傳。
就是這段“另類”的市場樣本，卻有著特殊的曆史機遇，它離我們今天的生活不過30年，卻又似相隔千萬裏。盡管我們總在事後感慨“曆史有驚人的相似性”，但對於某些曆史而言，又是如此不可複製。
草 根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勵，輿論的支持，社會環境的好轉，商業形態處於一種懵懂的萌芽姿態。在曆史的感召下，許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動或被動地紛紛走上個體工商戶的道路，積攢原始資本，為今後的從商之路埋下伏筆。
他們，就是我們。
根底淺薄
這是一群怎樣的草根？
他們的出生地，並非“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條水路還是死路。而他們的發跡之路，似乎與“知識就是力量”背道而馳。大多數人都是泥腿子下海，與高學曆、海歸毫無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農民”、“小商小販”渲染；政策撐起保護傘時，他們少受庇佑，往往被邊緣化；急刹車時，他們則是風眼，承受著各方的意識形態的壓力，是所有口誅筆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這群人，在巴掌大的溫州，頂著“資源稟賦貧乏”的帽子，以徹底弱勢的姿態，創造著財富神話，成為經濟命題中的悖論。
土地，是中國人祖祖輩輩賴以養家糊口的生產資料。在中國曆史上，土地肥沃就意味著物產豐碩，百姓富裕。
溫州市位於浙江省東南部，三麵環山，東臨大海，山地超過總麵積78%，“七山一水兩分田”之說名副其實。據資料記載，溫州在新中國成立前人均耕地僅三分四厘，人多地少，生存壓力巨大。
有時候，造物主似乎並不公平。耕地稀缺的溫州在地質礦藏上也非常貧乏，除了一些較為廉價的石材，就剩下零零星星的金屬礦藏，規模小，開采價值不高。溫州所有需要的煤炭資源全部來自外地，由海上船隻送來。
屬於丘陵地帶的溫州，周邊的山海拔不高，卻分外陡峭。溫州就更誇張了，清江、甌江、飛雲江、鼇江平行分布在溫州境內，汽車橫穿溫州需要擺渡四次。“汽車跳，溫州到”“跑遍天下路，就怕溫州渡”，此類民間諺語把溫州的惡劣交通條件形容得淋漓盡致。
在改革開放之前，從溫州前往大都市上海，需要乘坐三天三夜的輪船。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海上交通提速，也依然需要一天一夜。溫州與上海的距離也象征著溫州經濟與發達之間的距離。
作為海濱城市，曆史上的溫州，曾有過一段不瘟不火的時期。
其南部的泉州、其北部的寧波，成名於大唐盛世，紛紛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到宋朝時期，泉州成為“東方第一大港”，寧波也位列對外貿易的港口重鎮，其輝煌不可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