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後，批判李雲河的大字報貼到了浙江省人大代表會議的會場。“文革”期間，李雲河更是難逃“厄運”——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劃為右派分子，勞動改造。
22年之後的1978年12月，安徽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的開天辟地之舉後來被載入史冊，被譽為“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又是3年過去，1981年8月，題為《1956年永嘉縣試行包產到戶的冤案應該徹底平反》的文章出現在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第282期簡報上，並被加按語肯定了“當年首創這種責任製”。
盡管永嘉“包田到戶”得以平反，但是溫州的私營經濟依然是迷霧籠罩。
198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溫州地區和溫州市合並，實行市管縣的新體製，袁芳烈任中共溫州市委第一書記。據稱，履新的袁芳烈來到溫州帶著在省委立下的“軍令狀”——一年內，解決溫州所有製問題。
很顯然，當時袁芳烈對個體經濟是懷有偏見的，新官上任的工作重心就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一係列打擊私營經濟的組合雷厲風行地展開。“八大王”和“登山鞋廠”事件就是溫州經濟整肅運動的典型案例。
然而，在大刀闊斧地“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同時，袁芳烈也於1982年下半年進行了兩次腳踏實地的調研。
一次，瑞安調研路途中，袁芳烈驚訝地見到上百頭牛，頭頭膘肥體壯。常年在基層工作，袁芳烈見過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於是，他向牛倌請教。牛倌告訴他：牛是一家一戶養的，所有權歸集體，收益歸個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幹部”，一頭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煉乳廠收購值500元，每年產犢一隻500元，1500元正好相當於一個30年工齡幹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鎮，袁芳烈鑽進燈光昏暗的地下工場。半間房子，5台簡單的機器，主人兼工人是帶著孫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領料，晚上將成品鬆緊帶交給小販。5台機器投入500元，年淨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讓副省級的袁芳烈自歎不如。他算了一筆賬：100個這樣的老太太，年利潤60萬；1000個，就是600萬。而在當時的溫州，袁芳烈竭力扶持而純利超過60萬的國營企業卻不過3家。
正是調研中的所見所聞讓袁芳烈對私營經濟的態度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議下，溫州市委、市政府決定召開“兩戶大會”，請兩戶代表現身說法。
參加會議的代表是各行各業帶頭從事商品生產的“能人”,也是全市各地先富起來的“能人”,共有代表1200人。所謂“兩戶”,是當時對專業戶和重點戶的一個概括。所謂專業戶,是指家庭主要勞動力專門從事某項專業生產,收入成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專業部分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60%以上；所謂重點戶,是指家庭輔助勞力或主要勞力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某項專業生產,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50%以上。用現在的話來說,當時這個“兩戶”,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其中林業專業戶周人正成為“兩戶大會”中的風頭人物。從1979年起，周人正投資3 8000元，雇工50人，承包2000畝荒山。兩戶會議上，他作為典型發言。《溫州日報》在頭版發表一條400字的新聞，在二版發整版長篇通訊，配合宣傳。
盡管是市委書記親自相邀，“兩戶”代表一想到“八大王”事件，似乎依然感到心有餘悸，因此，全體代表要求市委將袁芳烈的講話每人發一本，作為白紙黑字的憑據。
兩戶會議有如冬天裏的一把火，促使溫州私營經濟的星星之火向燎原之勢發展。據當時媒體記載，瑞安一個掛靠學校的校辦工廠，“兩戶”會議後總共100多員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辭職獨立辦廠。
最初，以扶植國有經濟打擊私營經濟為己任的袁烈芳開始為溫州的私營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溫州曆史上遭受的一係列打擊開始陸續得以重新定性定論。
1984年，袁芳烈組織相關部門成立調查組，複查“八大王”案件。終於，1984年3月27日，被關押了186天的“電器大王”鄭元忠被無罪釋放。其他“大王”也獲得新生，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翻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