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民營經濟創業史，不論是葉文貴、吳祖宗還是趙章光，他們都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泥腿子”，他們創辦的企業與70年代 “家庭作坊式”的創業已有截然區別，其生產規模、技術含量、組織形式等都不可相提並論。
到1986年，全市有股份合作企業10 413家，年產值13.61億元，上交稅利9124萬元，分別占鄉村工業企業戶數、產值、稅收額的71.3%、71.5%和69.6%。
當時前往溫州考察的經濟學家費孝通在葉文貴的廠裏轉了三圈，讚歎：“了不起的新型企業家。”加拿大著名機電學教授不遠萬裏跑來看葉文貴：中國農村想不到有你這樣的奇人。
同時，葉文貴的經營思路已形成了企業管理體係：培養後備人才，選送職工去同濟大學、浙江大學培訓深造；企業內部開辦電大班、閱覽室，組織職工知識更新和升級。
趙章光不為吃飯穿衣而創業的事跡更是打破了“貧窮是催生溫州民企崛起的原動力”溫州創業的固定模式。其研發的“章光101”在第十六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覽會上，獲得個人發明最高獎——奧斯卡發明獎和產品金牌獎，之後又陸續獲得了11項國際大獎。
南存輝、胡中成、陳敏、鄭元忠等人也在80年代創辦了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是今時今日溫州名企正泰、德力西、莊吉等的起源，至今依然是溫州民營經濟的中流砥柱。
溫州模式的興起
20世紀80年代中期，溫州經濟一片繁榮。據當時的數據統計，溫州永嘉橋頭鎮的“萬元戶”已占到80％；溫州農村每百戶自行車擁有量近60輛。而且，年輕人追求品牌高檔的自行車，還掀起“摩托熱”；宜山、金鄉、龍港、柳市的農民紛紛蓋上新房，大理石、抽水馬桶等現代家具設備成為新房必有之物；少有問津的呢絨、綢緞等高檔衣料和服裝普遍進入人家；西裝、連衣裙、風雪衣、健美褲開始流行；當時初中三年代培費1000元，高中三年2000元，費用高得令人咂舌，不少企業家還是不惜代價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學習；致富光榮的意識已經深入到千千萬萬溫州人的內心。
從1978年至1985年，溫州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13.71%，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高達21.14%，人均國民收入增長速度也達到12.97%。
特別是農村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3.3萬個家庭工業和聯戶工業的發展，它們的年產值占農村工業產值的60%以上。
全市有415個專業市場，年成交額在8000萬元左右的達到10個，1985年某市貿易成交額10.6億元，為社會商品零售額的57.28%。
在溫州經濟一片火熱之時，全國各地和社會各界對溫州的關注度也驟然提升。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報》圍繞溫州農村商品生產問題，先後比較係統地組織報道和發表評論文章。從那時起，溫州步入了專家學者的視野，關於溫州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性文章逐漸增多，也因此引起了中央的關注。
1985年被稱做“溫州年”。在這一年，“溫州模式”的民營經濟成為繼“蘇南模式”集體經濟之後的又一全國性典型。
是年3月18日，林業部部長楊鍾、國務院農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象以及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杜潤生等一行專程來到溫州。他們先後視察永嘉橋頭紐扣市場、瑞安塘下家庭工業，樂清北白象村鎮建設、柳市五金電器市場。視察結束後，他們評價：“溫州商品經濟搞得活躍、有特色。”
3月下旬，國務院副總理萬裏，本想從上海赴溫州考察，卻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農委副主任李仁續，帶了一盤《溫州農村商品產銷基地》的錄像帶，火速趕往上海彙報。
萬裏看了錄像後很高興，對李仁續說:“我今天在這裏什麼人也不見，但你是例外。這麼遠趕來，成績這麼大。你們的錄像我看了，我不還了，我準備送給小平同誌看一看。你回去帶話，叫大家繼續大膽幹。隻要革命，隻要前進，工作中總會有不可避免的缺點。但總得走出來才對啊，這裏不許走，那裏不許闖，哪能走到四個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