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罪
沒有一項偉大的社會試驗可以在暮氣沉沉中完成，更沒有一項改革能夠在四平八穩中成功。溫州民營經濟波瀾壯闊的進程史上，溫州人以年輕而不無魯莽、激越而不無尖銳、感性卻不少理性的創業基因，充當著開拓者的角色。
正因如此，曆史才被他們在規則與破壞規則之中反複寫下。
轉型期的陣痛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李瑞環來到柳市考察，南存輝被安排在電器總廠接見。李瑞環說了很多勉勵的話，忽然問南存輝:“你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對問題沒有準備的他猶豫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幾萬元吧。”李瑞環聽後哈哈一笑：“你不要怕露富嘛。”
“樹大招風”、“槍打出頭鳥”等俗語道出了中國人在財富麵前低調隱忍的原因。
1999年，一個叫胡潤的英國青年設想尋找中國最富有的人群，為他們列一個排行榜。然而，事情遠沒有他想象得那麼容易。在當時的中國，個人的財富還完全處以一種不透明的狀態。那麼多處於社會金字塔尖端的富人們都幾緘其口，謹言慎行，不露聲色，誰也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家底。
對於從改革開放前後開始成長而來的新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而言，誰都不是天生的富翁。他們都是從生活的底層開始摸爬滾打，發軔於草根，步步為營，曆盡千辛萬苦，甚至一度還力挽狂瀾，這些千回百轉的辛酸往事，都讓日後的他們不堪回首。
當然，隱秘在這些發家史身後的，還有無數引人遐想的可能。
一些為人磊落的企業家，回顧自己的創業史時，動情之時也常透露一些不為人知的隱秘：1984年開始創辦了聯想集團前身——北京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的柳傳誌，在功成名就後坦言，早年的聯想麵對著企業生存的壓力，有過不願為人知的經曆——賴過賬，走過私；新希望集團創辦於20世紀80年代，劉永好承認，自己的手下曾以銷售玉米製成的“假冒”飼料為總司盈利500萬元，導致豬食用後不長膘；力帆創始人尹善明多年後回憶，作為機械製造業，重慶力帆雇傭工人眾多，在20世紀90年代，工人的待遇讓他感到心有不安。
更多的企業家則對這些過往諱莫如深，心有餘悸。
如果說中國第一代企業家有著無法洗脫的原罪，那麼各種大環境下形成的“灰色地帶”是培育原罪的溫床。在20世紀的70～80年代，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漫長過渡中，政策監管不健全，市場調控盲目滯後，各種被逼與無奈，各種機會和漏洞，都讓那些創業者別無選擇，或者說是無力抵抗。而到了9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法律法規存在眾多的空白地帶，通往財富金字塔的隱秘之路俯首即是，膨脹的人心肆無忌憚，一夜暴富的案例層出不窮。
而在溫州，“中國改革的麥加”，這片不安分的土地上，中國最早一批民營企業家往往都是白手起家，他們賺取第一桶金的過程幾乎無一例外都帶有瑕疵，都或多或少涉足政策監管的灰色地帶鋌而走險。
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各種嚴防死守，民營經濟受擠壓打擊歧視的不公平待遇，直接催生的是溫州土地上走私、詐騙、偷稅漏稅、地下錢莊甚至政商勾結腐敗等病毒的滋生繁衍。
相對於“原罪”的說法，有房產界哲學家之稱的馮侖認為：“最初製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論造成的源發性疾病，歸根結底是製度環境所激發出來的賭性。”
杜博奇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首富報告》中曾這樣剖析那些落馬的富翁。
賭性比原罪更不易察覺，卻同樣與生俱來。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第一代企業家屬於白手創業，下海前囊中羞澀，兩手空空，實際上是在一無所有的基礎上博人生。他們都是生活困頓的窮人，下海其實是無奈之舉，正因為一無所有，所以才無所畏懼，所能失去的無非就是原本沒有的。帶著這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而這恰恰是人性中潛藏的賭性，一旦窺見致富門路，就拋棄所有的道德、法律觀念，不惜鋌而走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