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沒有價值，國家沒有錢來再開發。龍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價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價值就低，後來搞建設，底價就高。我們搞建設用地的公開招標，價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萬元，一張圖紙賣了1800萬元，就是用這筆錢我們搞起了市政建設……”
龍港建鎮之初，一間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過3年飆升至16萬元。1996年，龍港炒樓幾至頂峰，一套住房均價輕鬆過萬，同時期的杭卓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單價也不過2000元上下徘徊。
“土地是財富之母”，龍港的成功也許就是溫州人炒房理念的啟蒙教材。溫州人比全國其他地方更早讀懂了馬克思《資本論》那句經典論述的真諦——人多地少，是矛盾，更是商機：
上海：陸家嘴102套住宅兩天之內被溫州人一搶而空；
杭州：西湖畔每平方米逾萬元的“黃金房產”主人大多來自溫州；
重慶：溫州人連夜排隊搶購時代廣場，最多一人買下1000餘平方米商鋪；
昆明：溫州人朱某狂吞1000多個攤位；
喀什：溫州人吃下商貿城半壁江山；
香港：長江實業鑽石豪宅“海名軒”每套最低價格1500萬港元。境內買家的43套，無名溫州地產操盤手不聲不響地將11套收入囊中。
溫州人多年創辦企業積累起來的財富終於找到了流動的方向：企業創造效益——效益投資土地——土地放大效益——效益反哺企業。順資本意誌而動的明智之舉，激活著當地市場的神經，最終支撐著溫州民營經濟狂飆猛進。
溫州資本的加入，完全擾亂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格局。全國的房間全麵由百元階段邁向千元階段，萬元階段。
溫州人買房子的邏輯很簡單：房子不是大白菜，不會今天建好明天就壞了，可以長期持有。而城市裏的地皮有限，房子的建設周期又長，城市裏的房子不可能無限量地供應，但是人們對房子的需求不會降低，供應有限，市場無限，所以買房子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
事後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也確實如同當年溫州人所想的一樣一路高歌猛漲，而伴隨著房價高漲的還有溫州人的銀行存款上的“0”的個數。
當越來越多的溫州人進入樓市後，“溫州力量”漸漸變成了“擾亂房價”的代名詞。溫州人來到一個城市，也就意味著更多的人將會變得買不起房。溫州人在當地人的眼中也由“老板”變成了可恨的“炒房團”。溫州人的到來再也沒有鮮花和歡迎，等待他們的隻剩下了咒罵和白眼。
一旦一個城市傳出了“溫州人來了”的風聲——不論真假——當地的房地產價格就會不自然的猛漲，這似乎成為了中國樓市的一條金科玉律。而很多開發商更是看中了這一點，把溫州人變成了自己賺錢的工具，主動宣傳“溫州人來了”的消息——報紙上不起眼的小報道，電視屏幕下的滾動新聞，隻要是出現了溫州和房子在一起出現的句子，第二天這個城市的房價幾乎就會瘋長。
溫州人有些委屈，他們當年對房地產所做的確實影響了房價，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作用都是積極的，正是他們的加入才讓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到了土地的價值，才讓地方政府告別了無錢可用的境地。
1999年至2003年是我國房地產產業高速增長期，在2003年到達高峰。這期間也正是溫州炒房團迅猛發展的4年。當房價增長過快引發了一定的社會矛盾時，2004年政府通過收緊土地與信貸兩大閘門，對房價進行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之下，除了地產開發商，炒房團是第二大受衝擊的群體，甚至各地爆發出封殺“溫州炒房團”的群眾呼聲。
在溫州炒房團席卷全國各地之時，所到之處，房價飆升，怨聲載道。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溫州炒房團就等同於高房價，如“瘟神”一般，唯恐避之而不及。
雖然社會各界有著長期的口水仗，但是至今也難以證明：除了地價高漲之外，溫州人炒房是推高房價的第二隻手！
不可否認的是，對各地地產市場而言，溫州人的到來如同在一杯水中投入了一顆蘇打，頓時風生水起。溫州購房團的財力，帶來的是樓市的活力。
2001年之前，溫州人還在自己地盤上投資房產。而大量民間資本促使了當地房價年增幅達到了20%，1998年溫州市區2000元/平方米的房價，在2001年超過7000元/平方米。
2001年，宜居城市杭州的房價已經達到了每平方米4000元，這年夏天，杭州成為溫州炒房團外征的頭批陣地。據當時的數據顯示，在溫商大批入駐後的幾個月，杭州樓盤平均單價就上漲了1000～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