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初，丁玲和胡也頻走進了沈從文的生活，因為都是老鄉，又都是為求學而流落到北京來的，正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又都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三個人很快便熟識了。這期間，丁玲和胡也頻因為感情等種種原因，在北京和湖南之間跑了幾個來回，沈從文則經人介紹，去熊希齡主持的香山慈幼院當了一名辦事員，可沒想到不久便因得罪了教務長而離開。
1926年，南方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沈從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經南下，胡也頻當年在海軍預備學校的同學，也有不少去了南方，不少人勸他們也去，可三人思來想去，還是決定留下，一同搬進了漢園公寓。沈從文、丁玲和胡也頻，幾乎算是同步在文學上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這時候，丁玲開始醞釀寫短篇小說，胡也頻有了固定的稿費，沈從文也因徐誌摩等人的賞識，開始在《晨報副刊》上有了不少發表文章的機會。
因為共同的追求和愛好，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的友誼發展得很快，好到可以同喝一碗豆汁，有錢一起用，沒錢一起逛北海，同趨同步，形影不離，當然這樣密不透風的友誼，也為後來丁玲同沈從文的決裂，埋下了伏筆。好景不長，雲譎波詭的1927年到了，中國的局勢發生突轉，上海一躍而上，取代北京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沈從文最初的北漂生涯也到了最後時刻。而後，沈從文經曆了一番上海遊曆，再回到北京時，已是30年代。那時的沈從文，不但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愛情，而且已經登堂入室，成為文化圈的一名“人物”，古老的北京城，向他敞開了另一扇門。
如果說，沈從文的北漂生活，是痛並快樂著，肉體上是消磨的，精神上卻是奮發的。那麼，沈從文的上海歲月，顯然不是那麼愉快的。因為上海，讓沈從文這個自稱的“鄉下人”，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都市，作為作家，他也隻是社會化文學生產的一個終端的製造商。文學的神秘氣質，被上海這座城市催逼殆盡。上海是先鋒的、激烈的、戰鬥的，也是商業的、多變的、高雅中包著庸俗的。
1928年的上海，雲譎波詭，但又充滿了活力。那時上海的天氣是“清明而溫暖”，有人說，“近年來自巴拿馬運河開通以來，常有一股暖流，來溫和我們這個東海之濱，所以上海現在地氣漸漸轉暖了，因為世界承平了二十年，於是環球一切事業，蓬勃發展。尤其是我們中華民國，地大物博，一向許多寶藏，都沒有開發，這幾年來，進步似飛的一般。”文人們像候鳥遷徙一般來到這裏。魯迅、郭沫若、茅盾、蔣光慈、巴金、梁實秋、徐誌摩、柔石、戴望舒、聞一多、丁玲……沈從文也來上海尋求生路，他把母親和九妹留在北京，隻身南下，先租住亭子間，然後搬去正樓大房。沈從文這時已經是一個職業作家，他無法離開出版而生存。政治中心的南移，促使上海的出版業前所未有的發達。而且，這裏還有租界，一個躲避審查和追捕的樂園。
大馬路、霓虹燈、夜總會、跑馬場、電影院、交易所、百貨公司，這些東西圍繞在沈從文的身邊，跳躍的，刺激性的，炫目的，與北平的溫婉沉澱大異其趣。上海是一片海，激蕩著海上風浪。沈從文的上海歲月是輝煌而又狼狽的，母親和九妹很快也來到了上海，作為家中唯一一個男人，沈從文的經濟壓力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為了生存，他別無選擇，就是寫，寫，再寫，小說、詩歌、戲劇、隨筆，各種類型都有所涉獵。寫完了，便以每本100元的價格，盡快賣給上海四馬路上的各種各樣的小書店。雖然他自己說“窮是嚇不了我的，有錢就用，無錢餓也盡它”。但窮，顯然是一股強大的助推力量，何況他母親還有病痛，且越來越深。沈從文僅僅用了一年多時間，便迅速讓自己的作品鋪滿了書鋪，現代、新月、光華、北新、中華、神光、神州等書店都出過他的書。書商們有利可圖，自然不吝讚美，他們稱沈從文為“天才”“名家”。沈成了多產作家，僅1929年，他就發表了40篇作品，首次寫長篇小說《舊夢》，首次寫童話小說《阿麗思中國遊記》，全年還出版了單行本小說《入伍後》《雨後及其他》十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