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說，每個男人生命中都會有兩個女人，至少兩個。一個是紅玫瑰，一個是白玫瑰。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粒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朱砂痣……其實，張幼儀更像是徐誌摩生命中的黃玫瑰，她是他的守護者，不聲不響，默默耕耘、付出，打點好一切，她不做聖潔的女神，也不做熱烈的情人，她更像是一個妻——中國的、傳統的、精明能幹的妻。她離愛情最遠，離經營傳統家庭最近。
對於徐誌摩來說，林徽因是上升的，飄忽的，藝術化的，擺脫了煙火氣的，是翩若驚鴻的女神，踩著雲彩，在空中舞蹈，她腳底下匍匐著的全是她的信徒（在當時，她的信徒幾乎全是男人）。林徽因給他帶來了一種精神上的滿足，滿足了他對女性的全部想象。張幼儀卻是下沉的，穩固的，保守乃至於陳舊的，她是龐大的中國傳統女性裏的一分子，是賢妻良母之典型。她像大地，擁有著寬闊的包容。她才是真正的人間常態。但徐誌摩不懂得這一點。他也不想去懂得。他要活出的，是愛，是美，是自由，而非責任。
1920年秋天，倫敦，徐誌摩在林長民的客廳裏遇到了林徽因，他的心，仿佛立刻中了丘比特之箭。
1920年的冬天，張幼儀千裏迢迢來到了英國。徐誌摩是她的丈夫，她沒有理由不“夫唱婦隨”。她和徐誌摩在離劍橋不遠的沙士頓住，她發現徐誌摩每天早上都會匆忙出去，去理發店對街的雜貨鋪忙些什麼。後來她才知道，他隻趕著去收倫敦來的信，是一位美麗的女士寄來的。
萬裏赴英，張幼儀一無所獲。她本來是要來看住丈夫，但丈夫的心早已飛遠；她想要學一點西方的學問，可每天堆到她麵前的，隻有清房子、洗衣服、買吃的和煮東西這些事。她成了辛苦遲鈍的家庭婦女。徐誌摩和張幼儀的距離，在英國這個地方，拉得尤其遠。他喜歡的是文學、文化、藝術，林徽因和他談論的，多半也是這些，文學是他們倆的彩虹橋。可與張幼儀呢，徐誌摩則無話可說。在徐誌摩眼裏，張幼儀是觀念守舊、沒受過教育的舊式婦女，是個標標準準的“鄉下土包子”。她總試圖跟徐誌摩聊點什麼，可徐誌摩卻不給她機會。他隻冷冷回應：“你懂什麼？”“你能說什麼？”他們的關係，冷漠到冰點。徐誌摩對張幼儀的成見，根深蒂固。
張幼儀到底土氣不土氣？看她和徐誌摩的合照，她戴著大大的圓頂寬邊遮陽帽，自有一種誠懇老實式的端莊，說土氣有點過，她頂多隻能算老氣，但這大抵也是受生活環境影響所致，如果有機會，在時尚之都熏染幾年，我想她也會變得時髦，可徐誌摩等不到她蛻變。兩人結婚之時，張幼儀應男方要求，穿了紅白混合的粉紅色禮服，禮服有很多層絲裙，最外麵一層粉紅裙繡了幾條龍，張幼儀還戴了中式頭冠，亦土亦洋。 1920年，張幼儀去歐洲與徐誌摩團聚，他們曾去巴黎的百貨公司購物，徐誌摩幫張幼儀挑了一些外國衣服，相比之下，張從家裏帶來的服裝“全都不對勁了”。 衣食住行，“衣”字打頭陣，張幼儀在裝扮上的落伍，使得“洋氣”的徐誌摩頗不能接受了。晚年張幼儀說：“我不是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別的女人那樣，我做人嚴肅，因為我是苦過來的。”她太硬氣，缺少一個女人應該有的柔軟度，她像是一株不開花的樹，那種美麗，不是一般人能欣賞的。
徐誌摩的這種“歧視”，幾乎是張幼儀一生的痛。後來，張幼儀開過服裝公司，出任總經理，涉足時尚業，最大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賺錢發展事業，但其內心深處，恐怕不是沒憋著一股勁兒，當年的小腳西服事件對她的影響，延續良久。這裏麵大概是有一種可愛的倔強：說我土，我偏要引領時尚潮流！ 她執掌的雲裳服裝公司，是中國第一家新式服裝公司，獨特的立體剪裁法，一改中式服裝扁平的狀貌，在上海灘風靡一時。服裝店開張的時候，徐誌摩和陸小曼曾前去祝賀，還拍了照片。
徐誌摩曾邀請過一位“明小姐”去他和張幼儀在劍橋的家中吃飯，這位明小姐頭發剪得短短的，塗著暗紅色的口紅，穿著一套毛料海軍裙裝，可她偏偏有一雙擠在兩隻中國繡花鞋裏的小腳。這讓張幼儀很震驚。事後徐問張對明小姐有什麼意見，張答道：小腳與西服不搭調。徐隨即尖叫：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離婚！無論這一場景是徐有意或無意為之，在徐的眼裏，張幼儀永遠是落伍的（雖然張是大腳）。到了1921年的春天，徐誌摩和張幼儀的關係，到了一個生死存亡的關節點。
一麵是春暖花開，一麵是冰天雪地，徐誌摩對待林徽因和張幼儀，態度非常兩極化。到了1921年的夏天，為了贏得林徽因的愛情，徐誌摩下定決心，跟張幼儀離婚。盛夏，張幼儀懷孕了。徐誌摩非常反感，讓她去把孩子打掉。張幼儀說：“聽說有人打胎死掉的。”徐誌摩回答：“坐火車還有死掉的呢，難道就不坐火車了嗎？”愛情之火燒昏了頭，徐誌摩對張幼儀完全失去了耐心。離婚，張幼儀當初可能做夢都沒想到自己會離婚。作為一個傳統的中國女性，離婚對她來說，幾乎是最大的絕望與恥辱。她什麼都沒有做錯，可在她的丈夫眼裏，她整個人的存在，都仿佛是個巨大的錯誤。徐誌摩離家出走了。張幼儀想到過死，但她最終還是勇敢地活了下來，南下巴黎，找她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