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姑且不去說它。我記得我印第二集詩的時候曾經表示過此後不再寫詩一類的話。現在如何又來了一集，雖則轉眼間四個年頭已經過去。就算這些詩全是這四年內寫的（實在有幾首要早到十三年①份）每年平均也隻得十首，一個月還派不到一首，況且又多是短短一橛的。詩固然不能論長短，如同 Whistler②說畫幅是不能用田畝來丈量的。但事實是咱們這年頭一口氣總是透不長——詩永遠是小詩，戲永遠是獨幕，小說永遠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亞的戲，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方說，我就不由的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個小拇指給掐死的。天呀！哪天我們才可以在創作裏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哪天我們這些細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臉的急漲的苦惱？
說到我自己的寫詩，那是再沒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裏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Hamilton①！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幹。我這樣一個人如果真會成功一個詩人——哪還有什麼話說？
但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靈，哪件事我們做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著了什麼奇異的月色，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占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話雖如此，我的塵俗的成分並沒有甘心退讓過；詩靈的稀小的翅膀，盡他們在那裏騰撲，還是沒有力量帶了這整份的累墜往天外飛的。且不說詩化生活一類的理想那是談何容易實現，就說平常在實際生活的壓迫中偶爾掙出八行十二行的詩句都是夠艱難的。尤其是最近幾年，有時候自己想著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過去內心竟可以一無消息，不透一點亮，不見絲紋的動。我常常疑心這一次是真的幹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臘②的一身美是問神道通融得來限定日子要交還的，我也時常疑慮到我這些寫詩的日子也是什麼神道因為憐憫我的愚蠢暫時借給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們可憐一個人可憐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經過去。詩雖則連續的寫，自信還是薄弱到極點。“寫是這樣寫下了”，我常自己想，“但準知道這就能算是詩嗎”？就經驗說，從一點意思的晃動到一篇詩的完成，這中間幾乎沒有一次不經過唐僧取經似的苦難的。詩不僅是一種分娩，它並且往往是難產！這份甘苦是隻有當事人自己知道。一個詩人，到了修養極高的境界，如同泰戈爾先生比方說，也許可以一張口就有精圓的珠子吐出來，這事實上我親眼見過來的不打謊，但像我這樣既無天才又少修養的人如何說得上？
隻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衝。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麼鬱積，就付托腕底胡亂給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還顧得了什麼美醜！我在短時期內寫了很多，但幾乎全部都是見不得人麵的。這是一個教訓。
我的第一集詩——《誌摩的詩》——是我十一年①回國後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裏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減，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問題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詩刊》時方才開始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麵下過任何細密的工夫。